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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览
- 历史背景
- 变法过程
- 变法内容
- 失败原因
- 后世影响
- 历史评价
- 相关争议
中国近代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的抵制。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这次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并且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国际背景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而亚洲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背景
政治形势 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 [2]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1]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一、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二、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三、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则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另一个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当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之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包括洋务派），围绕着三个“要不要”，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开始了一场大论战。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1]
直接起因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但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而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
舆论宣传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鼓吹变法，并组织强学会。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同年，与谭嗣同创办南学会、群萌学会。
实施变法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见《胶州湾事件》）。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7]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 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诏书中重点提到创办京师大学堂，变法正式开始。 [32]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变法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变法运动的开展。 [9]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 7月3日，光绪帝批准《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开办详细章程折》，京师大学堂成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综合性大学。 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境地。 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妻子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太后哭诉。 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帝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 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有为尽快出走。慈禧回宫。 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慈禧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据袁世凯的日记，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次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戊戌政变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了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文教改革
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主要措施为：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3] [6]
经济改革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3] [6]
军事改革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3] [6]
政治经济
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维新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此条更准确的说应为戊戌政变的影响，而不是戊戌变法本身的影响。）
国内评价
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维新运动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双重性质，但变法主张的公开提出，起了主要是积极的政治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功秦：戊戌人士激进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程。一方面，这这场变法引起了以满清权贵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他们以情绪化的方式，更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的立场。一批更为昏庸、眼界更狭隘的“原教旨”保守派进入了权力中枢，并进而强化了朝野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势力。他们注定成为清王朝残存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的巨大消耗者。另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相当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从此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当中国变革的主导者的可能性，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种两极化过程使中国未来的命运，将由此充满了更多的变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喜所：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缘由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详细战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呈现一个使变法胜利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络的强大的促进变革的政治和经济力气。 政变之后，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被保留下来，其余各种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但是作为一次重要的政治变革，它被永远载入史册。戊戌六君子影响了一批又一批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后来者。（新华社）
国际评价
英国政治家罗伯特·赫德：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国早就不是贫弱的样子了！（《剑桥晚清史（1800～1911）》）
变法破坏原改革进程
香港大学博士区仲桃认为，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慈禧与光绪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康有为提出改革的背后有个人的考虑，而且手法激进。其中谭嗣同更认为所有变革要流血才会成功。康有为跟日本关系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划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人物）当光绪顾问。更甚的是，康有为等策动暗杀慈禧，事情败露，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来明志。慈禧对于光绪要杀害自己十分震惊，但在她有生之年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康有为在国外，竭力把慈禧、光绪描绘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样。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雷家圣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雷家圣亦指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他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
治安疏. 《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疏》《谏修斋建醮疏》，是明代文学家 海瑞 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十月所创作的一篇奏疏。. [1]这篇奏疏指责了 朱厚熜 迷信道教、妄想长生、错聩误国的过失，指出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都是由于他 ...
自驾：从永定区人民政府出发，经G357、漳武高速/S318，可至振成楼，路程约40千米，约需50分钟。. 振成楼，俗称“八卦楼”，是福建土楼的典型代表，被誉为“土楼王子”，亦有“东方建筑明珠”的美誉。. 振成楼由林鸿超主持建造，位于福建永定湖坑镇洪坑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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