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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诗馀》是南宋坊间编选的一部堪称“ 现象级 ”的词集，影响了几百年中国人的词学审美趣味，在词学史上影响深远。 宋元以来版本林立，经过多家续补增修，形成“分类本”和“分调本”两大源流。在众多版本的《草堂诗馀》中，明嘉靖间顾从敬大胆改编增补出来的分调本《类编草堂诗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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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期史学家、藏书家
展开6个同名词条
刘恕（1032年-1078年11月6日），字道原，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人，祖籍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 ，北宋中期史学家、藏书家。
皇祐元年（1049年）登进士第，调任钜鹿主簿，历任和川令、翁源令等职。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应召为官署的僚属。专门处理《资治通鉴》中史事纷繁杂乱之处，对于魏晋以后的事考证差错，最为精当详尽。曾与王安石友善，熙宁中却力反变法，于是与王安石绝交。不久，以奉养亲老为由，出监南康军酒务。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前往洛阳会面，留数月而归，半道中风，半身瘫痪。
少年聪敏
明道元年（1032年），刘恕出生于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他从小就十分聪慧，书看过一遍就能背下来。四岁（《宋史》误作“八岁”）时，家里来的客人说孔子没兄弟，他立刻说：“《论语》里不是说孔子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吗？”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惊异。 十三岁时，他想参加科举考试，向别人借了《后汉书》《旧唐书》，过了一个月就都归还了。 十六岁时，刘恕去拜谒宰相晏殊，拿史书上的事向他请教，反复追问，连晏殊也不能回答出来。
名噪京师
皇祐元年（1049年），刘恕登进士第。当时宋仁宗有诏，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报上姓名，应诏的只有几十名，刘恕用《春秋》《礼记》对答，先列述注文，再列举先儒们各种不同的看法，最后发表自己的见解，所提一共二十问，刘恕对答都很正确，主考官大为惊异，选他为第一。然而他却在之后的廷试中落榜，便再让他到国子监试讲经书，又列为第一，于是被赐进士及第。
发强擿伏
皇祐三年（1051年），刘恕任邢州钜鹿（今河北巨鹿）主簿，当时吏部规定，年满二十岁方可任官，于是刘恕于此年被授职。 至和元年（1054年），陈升之（《宋史》误作“晏殊”）把刘恕召到府上，以隆重的礼节来对待他，让他讲解《春秋》，晏殊亲自率领属下官员去听。 不久，迁晋州和川（今山西安泽）县令，揭露检举坏人和隐藏的坏事，当时那些自以为很有本事的官吏都自觉不如刘恕。刘恕为人很重情义，答应办的事一定马上去办。郡守犯了罪被弹劾，下属官吏都被牵连关进牢狱，只有刘恕体恤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像对待自己的骨肉，又当面数落转运使援用法律条文苛细严峻，有刻毒诬陷之嫌。
史学
•《资治通鉴》 1.确定编修义例 关于《资治通鉴》，刘恕和司马光一样，反对在《春秋》笔法上下功夫。但是，对于魏、晋南北朝五代之际，几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指为僭伪”的主张提出了异议，主张“其臣子所称，亦从而称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破除“兴于汉儒”的所谓“正统之论”。 司马光在刘恕启发下，提出：“魏、吴、蜀、宋、齐、梁、陈、后魏、秦、夏、凉、燕、北齐、后周、五代诸国名号均敌，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国之法……周、秦、汉、晋、隋、唐尝混一天下，传祚后世……全用沃子法……刘备虽承汉后，不能纪其世次，不得与汉光武、晋元帝为例。” 刘恕对司马光这一想法表示支持，从而奠定了《资治通鉴》以魏纪年，称吴蜀为主的史法。但刘恕又提出把晋元帝与汉光武相比不妥，原因是“晋失其政，五胡纷扰，天命不常，惟归有德。若东晋德政胜，则僭伪之主必复为臣仆，而东晋与诸国异名号并正朔，是德政不相胜也。吴尝称臣于魏，魏不能混一四海，不得用天子法，而东晋僻在江南，非魏之比。又诸国符健、姚苌，慕客垂等，与东晋非君臣，东晋乃得用天子之法乎？若秦、夏、凉、燕及五代诸国，虽僭窃名号，皆继踵扑灭，其兴亡异于吴蜀南北朝，此黜之不当疑也。” 刘恕又提出：“晋末平吴，与吴抗敌，宜如魏世用列国法，晋传于宋，宋传于齐，齐传于梁，梁传于陈，当用宋、齐、梁、陈年号以纪诸国事迹。陈亡之后，用隋年号。隋末平陈以前称陈主而不名，萧琮为后周附庸，与梁陈非君臣，梁不当名萧琮也。” 关于称呼，刘恕建议：“周、秦、汉、魏诸侯称薨，至晋以后，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称……诸臣皆称卒。” 刘恕的这些意见，司马光基本上都接受了。 上述可见，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以前，司马光虽然独立写成了秦以前八卷，但是关于全书的书法义例还未做过细致的考虑，只是与刘恕反复讨论，才明确定下来。 2.修魏晋南北朝和五代“长编” 刘恕在《通鉴》书局十三年，主要是做“长编”工作。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通鉴》设局编修19年之久，中间人事屡有变动，因而在不同时期的分工是有变化的。刘恕是个通史之才，不仅专长魏晋南北朝史，他还著《十国纪年》，说明他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也有专长，因而完全有能力负责五代“长编”属草工作。司马光说：“梁以后者与道原。”说明刘恕确实承担了五代“长编”。 3.考证史实 司马光在《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中特别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刘恕考证功夫之深：“在和州时，以公事适野，见刘聪太宰刘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证旧史之误。”“在洛阳与光偕如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能道者，道原即能出其行事始终，于归验旧史，信然。”可见刘恕对史事谙熟是超乎同时代其它人的。 再从《通鉴考异》中看，直接标明刘恕的考证成果地方也甚多。如：《晋纪》“汉改元建元”条，标有“同编修刘恕言”，用刘恕以刘雄碑考证的成果云：“《十六国春秋》建元元年在晋建兴二年。同编修刘恕言：今晋州临汾县嘉泉村有汉太宰刘雄碑云‘嘉平五年岁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则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后也。” 唐末五代时期，标明用《十国纪年》的材料达四十五处，另外尚有六、七处是以“刘恕曰”“刘恕案”“刘恕以为”“刘恕广本”等标出。这样，唐末五代总计就有五十多处是采用刘恕的考证成果。而直接用了刘恕研究成果，未做任何标明的地方更多。 刘恕对传统之说三皇、五帝、三玉的存在与否有质疑，他以为“《诗》《书》，仲尼刊定，皆不称三皇、五帝、三王”。《管子》又称五帝三王，但“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而其他记载三皇五帝三王之书也“皆寓言，诞妄不可为据”刘恕还以为“秦汉学者宗其文词富美，论议辨博，故竞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考证基础上还做了独具新见的分析。比如：关于均田制问题，他分析说：“魏、齐、周、隋，享国日浅，兵革不息，农民常少，而旷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生，官无闲田，不复给受，故田制为空文。《新唐书·食货志》言：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其意似指以为井田之比，失之远矣。”把均田现象的产生，放在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与战争和平、人口多少紧密联系起来，而不看成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左右的简单的政治现象，这比欧阳修把均田比作井田的见解更胜一筹。 •《通鉴外纪》 《通鉴外纪》是刘恕在编修《资治通鉴》之外的一部重要著作，关于此书的写作缘起，刘恕在《后序》中有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而包牺、神农阙漏不录；司马光编修的《资治通鉴》为历代史，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 刘恕曾询问他为何不写在此之前的历史，司马光解释说：“前面有孔子写的《春秋》，我不敢续写圣人的史书。”而刘恕却没有那么多的畏忌。他认为不写此前的历史，将会使历史发展出现“缺环”。于是他就大胆而慎重地写了《通鉴外纪》，从而为后人保留了许多有价值、成系统的上古史材料。 《通鉴外纪》为编年体史书，总计十卷，记述了上古包牺以来至周戚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的历史包括包牺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具体来说，卷一为包牺以来纪，记叙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帝尧、帝舜即上古传说时代的历史，卷二为“夏商纪”，夏纪记载了从禹以来十七君、十四世，至架亡四百三十二年的史事，商纪则载自成汤灭夏以来三十君、十七世，吃商纣玉六百九十二年的历史，卷三至卷十为“周纪”，记载了武王伐纣至东周、战国前期的历史。西周共和以前，载其世次，自共和元年至周戚烈王二十二年则编年纪事，凡四百三十八年。同时又附有《外纪目录》五卷，年经事纬，简要地标出历史事件，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的卷数，与《通鉴曰录》体例相同，“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共和以后，则用岁阳岁名而著于上，示相别也。”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有机的整体。 在编纂体例上，该书一遵《通鉴》书局所定，采取的是长编的编修方法，即将分散在《尚书》、《左传》、《国语》、诸子等书的史料，整汇排比，编年纪事，构成一有系统的记述。其主要的特点，取材的范围很广，对古籍所记基本可信的史料，以大字书写，作为正文；对于众说各异、外误杂出及荒远茫昧者，则或者采取分注，或者以小字附录于后，以供研究者参考，在古史年代学上，中国在周代共和行政以前，没有确凿的纪年，刘恕在记述“包牺氏”时即指出：“上古至周厉王无年可纪，而皇甫谧诸儒所纪皆有年，众说差互不同及疑事异端，备列于注，以示传闻异辞，在卷一“包牺以来纪”中，即将“天地开辟”“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越人氏”“女娟氏”“朱襄氏”“无怀氏”“共工氏”等古史传说之事均以小字附录于后，用以表示“传闻异辞”的事迹。 •史学特点
藏书
刘恕受父亲影响，深知图书的重要作用，因而亦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他不仅用百金购买散侠之书，而且还亲自抄录人家之藏书，以丰富家藏。他在协助司马光集修《资治通鉴》时，闻亳州宋敏求家藏书极富，堪称第一，连不惜跋涉数百里至其家借抄书籍，宋次道做亳州知府，家里有很多书，刘恕绕道去他家里借阅，宋次道每天为他准备饭食，以主人的礼节待他，刘恕说：“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很耽误我读书啊。”刘恕拒绝了宋次道的招待，把自己关在书阁里，白天晚上诵读抄写，留了十日，看完了宋次道的书然后才离开，眼睛因此而生病。
•宋元
司马光：①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 （《宋史》引）②当今史学无能出其右者。 （《三刘家集》引）③刘恕专精史学，为众所推。 （《三刘家集》引）④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 （《三刘家集》引）⑤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滚滚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诸掌，皆有稽据可验，令人不觉心服。 （《三刘家集》引）
王安石：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引）
苏辙：博学强记，通三坟、五典、春秋、战国史记，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乱得失，纪其歳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异。上下数千载，如指诸左右。其为人刚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尝以语假人，人病之。 （《三刘家集》引）
范祖禹：①道原为人重意义，急然诺。 （《范太史集》）②道原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道原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一时。 （《范太史集》）③道原为人刚毅，一毫不挫于人。 （《范太史集》）④呜呼道原，博学强识。海涵地负，富有万物。人所难能，不降色辞。中道而殒，鲜克知之。精明在上，体魄在下。刻诗墓前，以诏观者。 （《范太史集》）
黄庭坚：①道原，高安刘氏，讳恕，博极群书，以史学擅名一代。 （《山谷集》）② 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材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初仕年十八，名重诸公间，负其才不肯折节下人，面数人短长，不避豪贵，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为吏发强老奸宿负，必痛绳治之，一时号为能吏者，多自以为不及也。 （《山谷集》）
博学通史
刘恕做学问，从历法、地理、官职、族姓到前代的官府公文，都拿来考证。为求一本书不惜远走几百里，亲自到那里去读并且手抄，几乎废寝忘食。刘恕曾和司马光一起游万安山，道旁有个石碑，读那碑文，原来是记载五代许多人们不知道的将领，而刘恕能说出他们的生平，回去查验古时的史料，刘恕所说的都是真的。
面折安石
熙宁年间，王安石独秉大政，推行新法，司马光等反法态度逐渐坚决，成为反法派的领袖人物，而刘恕对新法的态度也与司马光如出一辙。王安石因与刘恕有旧，起初深爱其才，欲引刘恕修《三司条例》，刘恕以“不司金谷”为由力辞，王安石也未因此责怪他。等到吕诲引罪知邓州，刘恕往见王安石，当面用激烈言辞指责新法不合众心，由于刘恕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坚决，两人至此绝交，刘恕面折王安石的刚毅为时人所称道。
封还衣袜
刘恕家境清贫，但一毫也不妄取于人，熙宁九年（1076年），刘恕从洛南回来，当时正是冬天，家里没有防寒的物品。司马光把衣服鞋袜以及旧的被褥送给他，他没有得到推辞的机会，勉强接受而告别，等到走到颍州，把物品包裹起来都还给了司马光。
刘恕生前单独完成了魏纪、隋纪和五代各纪共135卷，占《资治通鉴》的45%。另著有《十国纪年》42卷，《疑年谱》、《年略谱》各1卷，《资治通鉴外纪》10卷。
脱脱、阿鲁图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传第二百三》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八·秘书丞刘君墓碣》
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三·刘道原墓志铭》
王称《东都事略·卷八十六下·刘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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