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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道是中国香港道路之一，为香港岛湾仔区的一条东西交通干线之一。 东起自湾仔克街一带，西至熙信大厦一带。 其形状跟轩尼诗道连成一弓型，包有东面的德士古油站、其中间的修顿球场，及西面的循道卫理香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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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皇帝英文老师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10月13日—1938年3月6日），英国苏格兰人，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外籍老师。庄士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1898年赴中国，先后在香港、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任职，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1919年，庄士敦应邀至紫禁城担任溥仪的英语、数学、地理等西方学说老师，备受溥仪的敬重，师生情谊深厚。1930年返回英国，在伦敦大学任教，著有《儒家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书。1938年在家乡爱丁堡病逝，享年63岁。
初到中国
庄士敦于1874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1898年，庄士敦经过激烈角逐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以东方见习生身份被派往香港。由于其优秀的汉语水平，庄士敦在港英政府中不断升迁，先后出任辅政司助理、港督私人秘书。1904年经骆克哈特力荐，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租借地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市），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获英国政府授予“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 初到中国的庄士敦已具有相当深厚的东方学功底，很快迷恋上中国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并积极致力于对儒、释、道、墨以及中国地理、唐诗宋词的研究，足迹遍及各省名山大川和名刹古迹。从此，庄士敦以官员兼学者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
仰慕中华
庄士敦是一位汉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在中国生活的三十余年里，他广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学十分推崇。1901年，庄士敦以“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试图以宗教改变中国的做法，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英国的叛徒”。 庄士敦崇尚儒家思想。来华后他不仅为自己起了汉名庄士敦，还按照传统为自己起字“志道”，该字取自《论语》“士志于道”。在庄士敦的著述中，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眼中对中国人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更多是为中国的传统习俗进行辩护。在庄士敦眼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为此，他不仅反对洋商们急欲把中国进行社会和经济西方化改革的企图，而且尖锐地抨击西方教会在华的变相传教行为。同时，庄士敦也反对中国自身的激进思潮——革命。他认为如果完全摧毁中国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就可能同时毁掉一切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庄士敦这样描述：“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 庄士敦十分热衷旅行，在游历的同时切身体会当地风土习俗，写出大量关于中国的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庄士敦还被佛教哲学深深吸引，他大量阅读佛家经典，遍访名山宝刹，与众高僧法师探讨佛教理论，认为“佛教思想较《圣经》远为深奥”。1906年，他沿长江而上抵达四川、西藏。1908年，他到达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沿途考察佛教圣地，为研究佛教理论搜集第一手资料。1913年，他再次走上普陀山之行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沿途实地考察著成《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籍，提出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方能彰显中华文化之精髓，是拯救未来世界之良方。
西洋帝师
1918年，清逊帝溥仪的老师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辞去“帝师”之职。经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推荐，徐世昌代向英国使馆交涉，聘请融贯中西的庄士敦担任溥仪的新老师。1919年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后赶赴京城，开启了自己的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庄士敦带着先进的西方思想与现代科学步入紫禁城，为这个古老皇宫带来了新气象。依据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年少的小皇帝对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以及其带来的西方事物充满好奇和崇敬。庄士敦则对这位特殊的学生竭诚尽忠，倾其所知相授。 在皇宫中，庄士敦教授溥仪英文，为他讲解西方的历史、生活和风俗，并为他起了个英文名“亨利”。日子久了，庄士敦与溥仪之间淡去隔阂，信任倍增。1922年，溥仪在大婚之日赏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这是清朝官员的极高荣誉。庄士敦兴奋异常，他恭敬地戴上官帽、身披大臣朝服（尽管此时清朝已终结多年），在北京的居住地拍了张照片寄送给英国的众多亲友。此后的岁月里，庄士敦向溥仪传授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并提议溥仪到欧洲留学。他由衷期盼溥仪复辟后能成为优秀的国家元首，并拥有英国绅士般的非凡气度。 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在这位洋夫子的引导下，溥仪戴上了眼镜，剪掉了辫子，在宫里装上电话，骑起自行车。在庄士敦的介绍下，溥仪会见了一些外国使节，还和胡适通电话。很快又改革宫内的财务制度，把一千多人的宦官队伍裁汰到一百余人。庄士敦开始成为宫廷内务大臣的眼中钉，但是溥仪喜欢他，还加封他为御书房行走、颐和园总管。就这样，庄士敦陪伴溥仪度过了紫禁城最后的黄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帝师，也是帝国历史上极少数的外籍高级大臣。1924年，溥仪被国民政府彻底赶出紫禁城，在庄士敦的帮助下借道英国使馆逃往日本辖区。庄士敦就此去职帝师职务，返回英国租界地工作。
儒释学者
庄士敦作为带着西方思想和技术前来统治在华英殖民地的西方人，却是个著名的反西方基督传教人士，终其一生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崇尚儒家，信仰佛教。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独有的宗教。基于对儒学的较深研究，庄士敦与其长官骆克哈特首次山东之行就拜谒孔府。从1931年到1937年，他在伦敦大学教授汉学，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论著，如《佛教徒的中国》《威海卫狮龙共存》《儒教与近代中国》《中国戏剧》等，还曾当过当代文学大师钱钟书的老师。而在他的教导下，禁锢于皇宫的末代小皇帝了解到真实的世界，接触到更为先进的思想。 [5]虽不可逆潮流建立君主立宪体制，但对溥仪个人而言，其影响是终身的，而溥仪则评价庄士敦是“我灵魂的重要部分”。
西方友人
从政治上讲，庄士敦是英国派遣中国的殖民地管理者，还全力支持复辟帝制，反对共和革命，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发展实无正面贡献。但就个人而言，庄士敦终其一生热爱中国，他在中国生活的34年间足迹踏遍各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在任威海长官的十余年间善待百姓、守法奉公，亦没有扰乱或强行改变当地的固有风俗，在返回英国后仍积极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从这个层面讲，庄士敦是中国陷入苦难岁月时的西方友人。 庄士敦在担任清逊帝溥仪的老师后终生以清朝大臣身份自居，出入行清朝礼节，并满心希望清政府能复辟成功。与此同时，他又极度反感西方的强盗侵略行为，认为应该以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治理这片土地。从当时的中国政治派别看，庄士敦属于“保皇派”中的革新者，政治观念与其校友、同时代的辜鸿铭十分相似。
北京故居
庄士敦在北京的故居位于油漆作胡同1号大院，是当年的小朝廷为了让帝师离溥仪近些，在此租借的一套四合院。庄士敦非常喜欢这套中式庭院，亲自动手把它布置得充满北京文化色调。宅院门洞里有四个红底黑漆字的“门封”，室内的家具同样全套中式桌椅案榻，条幅字画，相当中国化。在这里居住的岁月是庄士敦在中国最温暖的日子。后来由于“内务府”掏不起房租，加上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庄士敦在油漆作胡同的居所也就至此划上句号。如今故居仅剩下寥寥数间瓦房和中庭一株大杨树，稍显凄凉令人感慨，唯有门房藻井天花上若隐若现的油漆纹饰告诉我们：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曾住过一位不平凡的外国学者，一位对中国文化深深仰慕的外国老人。
郊外别墅
庄士敦在北京郊区拥有一处私人院落，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乡南樱桃村，是庄士敦闲暇和避暑时居住之所。别墅为一独立小院，坐北朝南，五开间，硬山卷棚式，前出抱厦。园内一侧建附用房数间。院中散置山石，种植各种名贵花木。别墅山坡及水塘边有三座凉亭，正厅有溥仪为之手书的“乐静山斋”匾额。今对游客开放。
在1950年代，香港政府将刷店集中在位于湾仔南部，位于 庄士敦道 及 皇后大道 东之间的利东街，有传目的是方便监管，以防它们印刷非法物品。 而这些小店逐渐发展各种型式的印刷品，例如信封、信纸和名片。1970年代不少印刷店亦开始印刷各式各样的喜帖、利是封 及 挥春 等。
弥敦道，位于中国香港九龙半岛，是中国香港最著名的街道之一。道路南至梳士巴利道，北接长沙湾道，经过佐敦及油麻地一带，是九龙区最主要的干道。 2008年5月2日上午，北京奥运圣火在香港传递开始，在香港本土特色很浓的弥敦道，塞满了各方前来的“圣火团”，沿着弥敦道可以从旺角一直走 ...
湾仔道是湾仔的早期主要街道之一，建成年代不迟于1900年。其中西面由庄士敦道至皇后大道为一条弧形的街道，在此段北面人多车多，由于是湾仔旧区街市的东边，所以沿路都是忙于服务街坊，卖生猪牛羊鸡鸭肉、海鲜、豆品、蔬菜、生果、家庭日用品等的店铺、大排档、及茶餐厅；其南段原亦为 ...
轩尼诗道（Hennessy Road，又译轩尼斯道）是中国香港的主要道路之一，连接香港岛西面的湾仔与东面的铜锣湾。路线大致为东西走向，大部分路段为四线双程行车，西接金钟道，东接怡和街。这条道路的名称，是以前香港总督轩尼诗命名，长约1860米。是香港铜锣湾的主要街道，也是地下铁和街道电车 ...
循道卫理香港堂是 香港湾仔 地标之一，原址先后有两座，总共有正70年历史。 在1936年建成的已经是用作礼拜堂。之后在1998年重建，新的落成也有8年历史。教堂的上方为楼高22层的循道卫理 大厦 (其中地下至七楼为教会的办事处，其余楼面用作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