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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钱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天人合一"观始终处于重要位置,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对于解决近代的中国文化问题以及欧洲文化问题所能产生的作用.他的"天人合一"观的提出正是运用了他的研究史学的方法,即是从当今时代寻找问题,从过去时代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对于解决人文与自然的冲突,科学主义的局限性等等问题是有极大帮助的.综观目前的研究状况,与钱穆所处的学术地位相比,学术界对他的"天人合一"观还是不够重视,缺乏深入全面的阐述和分析,钱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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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錢穆遺稿看天人合一的中西對話. . 本刊總編輯. 年青時四次和錢穆老師會面. 國傳統文化為宗主》[1],錢穆說:「中國人是把『天』去年是錢穆逝世三十年,回想我和這位大師有四次與『人』和合起來看。 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會面,第一次是高中三時,知道錢穆在香港大學進行演『人生』上。 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 講,我下課後即提著書包,趕到香港大學,全場只有我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一人是穿著中學校服的年青人,在場一些老教授都驚奇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地看我一下。 當時很難聽懂其濃厚無錫口音,只記得他們兩者和合為一。 」[2]重點是「天命」即「人生」,所說中國藝術較清淡,西方藝術較濃。
天命是天和人的合一處，錢穆思想根源，應是《中庸》的「天命之謂性」，人性即天之本體的展示，故人生是與天命不能分。 他又指出，中國的人文觀和天文觀是合一的，這是古代中國人的宗教信仰。 他說：「中國古代人，可稱爲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 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 ，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 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 』與『人生 』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 」 [4] 「天文」與「人文」並稱，來自《周易·賁·彖傳》: 「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汤一介在考察作为哲学命题的“天人合一”时指出，“天”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归纳起来至少有三种含义：（1）“主宰之天”（有“人格神”义）；（2）“自然之天”（有“自然界”义）；（3）“义理之天”（有“超越”义、“道德”义）。 [3]但在专文评议钱穆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时，汤一介是严格地按照该文的用词来解读“天命”与“人生”的，即把这一对概念理解为“天道与人道”或“天道与性命”，一上来就强调，“天命与人生”的关系问题是古往今来人类所关注的主要哲学问题。 [4]
2020年12月30日 · 1990年錢穆逝世之前，口述了〈天人合一〉這篇文章，說是最新發現，說到歐洲文化近50年來「近於衰落，此下不能再為世界人類文化向往之宗主」。 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 」錢穆認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錢穆舉出「天下」的概念，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並存、人文自然相互調適之義。 錢穆離世30年了，這個看法落實了多少？ 西方精英要醒覺了. 2014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就是「天下」的概念的引申，而「人類命運共同體」亦有文化融合、和平共存、互相調適的意義所在。
文丨錢穆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
2020年1月31日 · 2020-01-31. 灼見活動. 標籤: 「攝‧寫‧文人」推廣中文計劃 中文大學 天人合一 實地考察 新亞圓亭 新亞書院 馮珍今. 新亞書院由錢穆、唐君毅等學者創辦，已有七十年歷史。 位於農圃道的新亞中學校園，為新亞書院1956至1973年的校舍，圓亭為其地標。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由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組成。 1973年新亞書院遷入沙田，而天人合一亭，更是為了發揚錢穆先生「天人合一」的意念而建。 透過實地考察，並閱讀相關的文學作品，可讓學生認識先賢辦學的初心，並了解為理想而奮鬥的新亞精神，進而引發學生的寫作興致，嘗試文學寫作的滋味。 第一集：農圃道足跡. 第二集：遊新亞・述校史. 第三集：館藏翰墨 ── 中大的人文風景. 詳情. 主辦機構：灼見名家傳媒.
錢穆的最後遺稿以「天 人合一」總結其一生學問，出身新亞的梁燕城博士特書「神人共融」以回應師長此一終極關懷，並 整合中西方神哲學精彩的領域，為這位史學大師開創的史觀注入基督教的學問，以圓其夢。 西方神學發展逾一千五百年成為神學主流，體系龐大，我們發展中華神學，先要知彼才能知己。 筆 者今期試從美國上世紀中葉、橫空而出的田立克《系統神學》所提出的「一套綜合西方神學的方法 論」，探察其中可被吸納為中華神學的資源。 此外，國內的游斌教授，最近在本中心其專欄發表他在《文化中國》去年的鴻文，推動在中國處境 重拾「要理問答」這一式傳統。 本人佩服之餘，特以歷代要理問答皆用《使徒信經》作為栽培要件、 提出新教早期極重要且影響至今的《海德堡要理問答》的神學不足問題，供諸位參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