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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 （1898年 11月4日 [來源請求] —1975年12月16日），原名 张宗可 ， 字 少卿 （ 绍卿 ）， 乳名 張旺 ，曾 化名 趙容 、 張溶 、 张耘 ， 笔名 鲁赤水 ，男， 山東 諸城 人， 中国共产党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时期主要 领导人 之一，曾擔任 中共中央 ...
2024年5月2日 · 關於名為張溶的其他人物，請見「 張溶 」。. 康生 （1898年 11月4日 [來源請求] —1975年12月16日），原名 張宗可 ， 字 少卿 （ 紹卿 ）， 乳名 張旺 ，曾 化名 趙容 、 張溶 、 張耘 ， 筆名 魯赤水 ，男， 山東 諸城 人， 中國共產黨 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 ...
- 概觀
- 基本介紹
- 人物生平
- 書法藝術
- 人物軼事
- 康生罪跡
- 人物評價
- 相關信息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張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趙溶、張溶、張耘，乳名張旺，筆名魯赤水，山東諸城縣大台莊人（1946年立膠南縣後始劃歸之），諸城名門之後，曹汶張氏後人。曾經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康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他長期領導秘密戰線工作；1966年後與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結，是發動文革的主要成員之一，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1980年，中共中央開除其黨籍，撤銷悼詞，將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後被劃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康生出生於書香世家，由於受到家族薰陶，幼年時代便開始接觸文藝作品，因此擅長中國傳統書法、中國畫及收藏，其藝術造詣曾被指為是眾多中共領導中最為優秀者之一。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員之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
1898年生於今山東諸城大台莊（1946年之後劃歸新立縣膠南，後者於2012年12月1日與黃島區合併為新黃島區）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其家族為名門望族，祖父張鴻儀曾為貢生。13歲時因與群黨在村里毆鬥，因而遭父親禁閉。後來在友人協助下到青島禮賢中學學習。
1914年去青島禮賢學校學習。
1917年，因家中受土匪搶劫，其兄因而遇害，後舉家遷往諸城縣城。
1918年結業後，在諸城高小任教。五四運動後接受新思想。
1920年，到諸城教師講習所學習，後赴諸城縣立高等國小講授。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學學習，並改名張溶，康生自稱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卻找不到確切的入黨介紹人，此間結識了後來的妻子曹軼歐；五卅運動時，參加罷工委員會的工作，不久任上海總工會幹事。
中國古代即有“書如其人”、“心正則筆正”之說，古人論書，往往兼論人品，認為書品和人品是密不可分的——書法是人品的外在體現，人品是書法的內涵延伸。所以，古人很看重書家的人品，高度追求人品與書品的統一。
但是，書法史上卻常常出現與之相悖的例子，書法堪稱一時之選，但人品卻極為卑劣為世所詬病。如宋代的蔡京（蔡京原為“宋四家”之一，人們惡其為人，換上了蔡襄），明代的嚴嵩，近代的鄭孝胥，還有當代的康生。
明代書畫家徐渭曾說過:“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書。”康生的書法正屬於“高書”之列。康生真草隸篆眾體皆能，尤善章草，自成“康體”，堪稱大家。
著名文物鑑賞家、前清翰林院編修陳叔通認為，當代中國有四大書家，分別為：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據說陳叔通家中曾藏有康生手書的真草隸篆四條屏。另外明朝著名文人馮夢龍編纂的《醒世恆言》，據考明天啟丁卯年刻本世間只有四部，兩部在日本，一部在大連圖書館，康生不知用何種辦法搞到一部，並親自校訂。該書共缺佚70餘處3670字，全由康生仿宋體木刻字補之，並用“康體”寫了詳細的說明並附於書中。幾千個小楷字從頭至尾無一懈怠，確實功力不凡。
據說康生還送給劉少奇一面十四摺扇面，兩指間寬，竟用蠅頭小楷謄抄了整整一篇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更為稱奇的是，康生還能雙手寫梅花篆字，他經常左右開弓，或竟用左手，故常以“康生左手” 落款。對於自己的書法水準，康生也是相當自負的，據說他曾經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書法？我夾根木棍也比他寫得強！”此言雖屬狂語，但平心而論，與康生的字相比，郭沫若的書法確實顯得俗媚了些。
統一戰線
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說明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和步驟，強烈要求建立統一戰線，把物件擴展到願意抗日的除了國民黨以外的所有黨派團體，提出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具體綱領，推進中華民族反日運動，組織中國人民解放戰爭。 這個綱領後來經過宋慶齡等1979人聯合簽名公開發表，對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王明和康生當年一起提出建立統一戰線，但他們日後的際遇卻大不相同。
王明路線
楊尚昆說：“康生在共產國際時代，在莫斯科積極支持王明”；他又說：“1937年冬，康生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搖身一變，把自己說成是反對王明路線的英雄。還對王明進行了揭發，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據史料記載，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線，把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說成是體現了黨的路線，在莫斯科的中國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當總書記的簽名運動，串聯一些人向共產國際寫請願書，要求批准王明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楊尚昆還談到：“1936年到1937年蘇聯肅反期間，我黨留蘇幹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責任的。” “1943年延安整風時，康生搞肅反擴大化，把大批幹部打成‘叛徒’、‘特務’、‘內奸’，很快被黨中央發現糾正了，後來，毛澤東給大家平反道歉。”楊尚昆接著說：“1947—1948年，康生在晉綏地區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澤東說，康生這個人極‘左’。在搶救運動中極‘左’，現在也沒改掉這個毛病。”“後來毛主席派康生去山東工作，建國後也沒調他來北京工作。” 建國後，康生長期處於休養狀態，未安排到中央工作。為此，康生十分焦慮不安，迫切希望見到毛澤東，重新獲得毛的理解與信任。 1952年初，毛澤東允許他到北京來，住在中南海院的錫福堂。楊尚昆談到了當時去錫福堂看望康生的情況。楊尚昆說：“我去看望時，康生說，身體好多了，惟一的願望是想見毛澤東。 我從他那裡出來就到毛澤東住所菊香書屋，向毛澤東報告說，康生回來了，他說很想見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錫福堂。康生一見到毛澤東，喜出望外，緊緊握住主席的手說，主席這么忙還來看我！主席問他，身體怎樣？康生說好多了。主席說，你還是好好養病吧，等身體好了再出來工作。說完主席就走了。 這時，康生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激動地連聲說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才好！’” 楊尚昆說：“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難道這就是他的‘感謝’嗎？” 康生回到北京後，雖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七大”時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但沒有實質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教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還沒有進入權力的核心。
塵埃落定
1980年，其骨灰被趕出八寶山革命公墓。 當康生的骨灰盒還擺在中央的時候，仇恨之火呼地燃滿胸膛。我們揭下蓋在上面的黨旗，見盒上早已滿是唾沫和燒的煙痕，憤怒的人們正是用這種方式來發泄心頭之恨呀！
獲毛信任
1960年2月4日，蘇聯赫魯雪夫在莫斯科舉行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中國參加。中共中央決定派康生作為觀察員出席會議。代表團成員有伍修權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 赫魯雪夫召開這次政治協商會議，是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致支持蘇聯在裁軍、禁止核試驗上的主張；支持蘇聯同美、英、法舉行首腦會議。中國代表團出國前，由外交部、中聯部起草了康生在會議上的講話稿，並報經中央批准。這份講話稿實際上同赫魯雪夫唱了反調，強調帝國主義本性不會改變，戰爭危險仍然存在，裁軍是不可能實現的。講話鄭重聲明，由於帝國主義在國際關係中排斥中國，任何沒有中國參加和正式簽字的裁軍協定，對中國都沒有約束力。根據當時國內的安排，代表團出發前，康生的講話稿已交給新華社，準備康生在會議上宣讀後，便通知新華社公開發表。 但是，1960年2月5日，莫斯科會議開始時，卻通過了一個決定：會議除《宣言》外任何檔案和發言一概不對外發表。可是，由於時差的關係，康生在會議上的講話，已經在1960年2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這就違背了大會的規定。再加上康生講話的內容又同赫魯雪夫唱反調，從而引起赫魯雪夫極大的不滿，以致在後來中蘇兩黨代表會談和國際共運的會議上，赫魯雪夫多次抓住這一事件來反對中共。 這個政治協商會議開了一天半，第二天結束。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喬治大廳舉行招待會，各國首腦都參加了。赫魯雪夫在酒會上，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指責有人口頭上提“以蘇聯為首”，實際上卻拆蘇聯的台。招待會的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波斯別洛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蘇共中 央大樓會見了中國代表團康生、伍修權和劉曉，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通知中對中共的對內對外政策進行指責，說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冒險主義，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挑起了中印邊界衝突；對內執行的是主觀唯心論，違背客觀經濟規律，搞什麼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等；指責中國代表團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發言違背共同制定的路線等等。當時，康生、伍修權對蘇共的指責給予了有力駁斥，指出昨天赫魯雪夫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頭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對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中央，這是破壞蘇中關係的嚴重步驟。康生幾次講：“你們反對毛澤東同志是沒有好下場的。” 現在看來，當時康生對蘇共進行反駁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時也顯然是為了回國後向黨中央、毛澤東匯報時，表明他是如何捍衛毛澤東的。這樣做就為他重新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並重返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中心開闢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雪夫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對中共的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認為，赫魯雪夫在這次會上的表現，以及他後來採取的行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說明他為了追求同西方達成妥協，就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期間，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從正面闡明列寧的觀點，批判蘇共領導對列寧觀點的歪曲和篡改。這就是同年4月陸續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 從那時起，康生就一直參與中央有關對蘇方針政策的決策，參加中共與蘇共之間所有的會談。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9月的中蘇兩黨會談，10月的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11、12月的莫斯科會議等。特別是中蘇公開論戰後的“反修”文章、檔案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參與下進行的。 康生作為中國政府的觀察員出席1960年2月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他同蘇共領導人的論戰，奠定了他以後參加中共中央對蘇政策的決策，以及處理中蘇關係中“重大事件”的基礎。從此以後，康生越來越取得毛澤東的信任。或者說，在和蘇聯領導人爭論一步一步升級的過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鞏固和加強。對外，他是靠“反修鬥爭”尖銳化、與蘇共爭論尖銳化而得勢；對內，他是在毛澤東階級鬥爭論越來越強化的形勢下，是在主席“左”的傾向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竭力迎合毛澤東的“左”的思想路線，所以越來越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同時，也應當看到，康生的極“左”對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控制中部
在中蘇關係逐步惡化的過程中，康生總是利用一切機會排斥和打擊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藉以加強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識破了康生的極“左”思想，對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對中聯部的有關副部長表示，無論如何不能讓康生插手中聯部的工作。 1960—1961年，當王稼祥得知農村缺糧非常嚴重，許多地方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後，心情非常沉重。後來他了解到了蘇聯當年的農業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經濟政策是如何貫徹的以及有關蘇聯農業集體化在遇到挫折時是如何克服經濟困難的材料，他認為承包責任制可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類似中國農民的包產到戶。他表示，中國應當集中力量克服當前的困難，內憂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國際上應當採取緩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經過反覆思考，決定就中國的對外政策問題，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議。他考慮到自己的意見已超過中聯部的工作範圍，因此就採取了個人寫信的方式，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三位領導同志寫信，詳細陳述自己的意見和看法。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們應當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國內的經濟困難，在對外政策上應採取緩和的方針。對美國要採取革命的兩手策略，要緩和；對蘇聯要斗得有理有利有節，要緩和；對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也要緩和。在國內經濟困難的形勢下，我國的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劉少奇先後看了這封信，都沒有表示不同意；毛澤東看了這封信，也沒有認為信中有什麼問題。 但是，1962年世界裁軍大會上發生的一件事，卻讓康生抓到了攻擊王稼祥的機會。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世界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以茅盾為團長、康永和為副團長、王力為黨組負責人的代表團出席會議。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集體討論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闡述了中國對爭取裁軍、保衛世界和平的看法。抵達莫斯科後，中國代表團團長茅盾在大會上發了言，代表團的同志們分別參加了各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王力參加了主要檔案的起草工作，活動進展比較順利。但是，代表團回京後，卻收到一份電報，說有幾個非洲國家代表對中國代表團這次的表現不滿意，認為中國代表的發言中沒有大反美帝國主義，又認為中國代表團的同志一反過去參加類似國際會議的一貫作風，很少同非洲的積極分子交換意見。 毛澤東看到這份電報後批評代表團的做法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這一下，康生認為機會來了，到處煽風點火，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給周恩來總理等寫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對外政策引起的。他鼓動劉寧一到毛澤東那裡去告王稼祥的狀。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了劉寧一。劉寧一向毛澤東歷數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檔案中的所謂的“錯誤觀點”和中國代表團在裁軍大會上的“錯誤”。毛澤東聽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以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舉行的中 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把對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國內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聯繫起來，認為“黨內出現了新的右傾思想”。康生在會上積極活動，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還就《劉志丹》這本小說的出版遞條子給毛澤東，說這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毛澤東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結論，又從《劉志丹》小說株連到習仲勛，並把習仲勛同死去多年的高崗拴在一起。中 央成立了特偵組對他們進行審查，並指定康生為特偵組組長。到文革期間，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綱為“三降一滅”加以批判，並把它寫入黨的“九大”政治報告中。 在1962年9月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就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了，隨後中央決定由他分管中央聯絡部的工作。由於對“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繼續工作，以養病為名，徹底靠邊站了。
掌社部
康生1937年從莫斯科回國後，曾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部長。後因他在許多工作中搞 “左”的一套，中 央把他調離社會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農為中央社會部部長。 建國後，中央社會部改為中央調查部，主要由周恩來和楊尚昆領導。康生對他當年被調離中央社會部並不甘心，但不敢違抗。1956年中共“八大”後，中央雖恢復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幾年康生一直想過問中 央調查部的工作，但無論是早期的部長李克農，還是後來的部長孔原都不希望康生來插手調查部的工作，因此他無從下手。康生常發牢騷說，“我同中央調查部的關係就是‘書報簡訊’的關係。” 1966年5月文革開始後，康生認為機會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職權，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因為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最了解康生在共產國際工作時期緊跟王明、帶頭呼喊“王明同志萬歲”那段歷史。在孔原靠邊站後，康生接著就把矛頭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長鄒大鵬。鄒大鵬曾經領導過東北的情報工作，也知道一些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聯名從莫斯科向東北地下黨發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況的人，康生都認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為了掃除通向中央調查部道路上的障礙，也為了除掉鄒大鵬這個心腹之患，就編造黨內有一個所謂“東北反革命叛徒集團高老莊”（指東北元老高崇民是該集團的領導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包括鄒大鵬在內的東北老同志，硬說鄒大鵬是這個集團的重要成員。他指使造反派對鄒大鵬進行大會批鬥之後，又親自在深夜打電話給鄒大鵬，追問他的“歷史問題”，追問他同“東北反革命叛徒集團”的關係。鄒大鵬不堪忍受康生強加給他的奇恥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夫婦雙雙自殺身亡。1968年，康生如願以償，取代周恩來，實際上主管了中央調查部的工作。有關調查部的業務、運動、幹部任免等重大問題都必須向他請示匯報。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調查部發出了一個被造反派稱之為“康老二·四指示”的檔案，這個指示除全面否定建國以來中央調查部在周恩來領導下進行的工作外，還點了何長謙等一批骨幹的名，說他們是壞人。何長謙同志是混血兒，其外貌酷似“洋人”。40年代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有關部門利用他的相貌特徵，派他去淪陷區進行地下工作。長謙奉命潛入北平，建立情報網，收集了大量有關日本和敵偽政權的情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很大貢獻。解放戰爭期間，他又奉命到南京開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南京及其周邊地區安插的潛伏特務的名單，對南京解放後一舉粉碎潛伏的國民黨特務網立了大功。長謙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國文字，是翻譯界的權威。翻譯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之間的來往信件、論戰文章和毛澤東著作過程中，他都積極參與，負責定稿，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文革中被康生點名後，造反派給何長謙編造了“八國特務”的罪名，把他抓進秦城監獄，關押多年，於1974年夏死於獄中。生前沒有能夠看到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結論。粉碎“四人幫”後，何長謙的弟弟何長青為其兄寫了申訴材料，後來這份申訴材料轉呈給鄧小平同志辦公室。不久獲悉，組織上已為長謙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決定，並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長謙舉行了悼念儀式。長謙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獲得了自由。
康生是中共早期黨員，曾經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央組織宣傳組組長、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時，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有預謀地誣陷、迫害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同時在全國範圍內煽動“燒、殺、搶、奪”等，煽動武鬥，迫害各級領導幹部和民眾以及廣大知識分子，製造大量冤假錯案，成為千古罪人。
1980年，中共中央鑒於他犯下的嚴重罪行，決定開除其黨籍，撤銷其悼詞，並公布其罪行。
師哲著有《師哲回憶錄》全面記述了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康生的所作所為。
康生是把江青從演藝界領到革命道路的“領路人”。
曾經是康生秘書的匡亞明有過一個說法，他說：“康生就是這樣一個人，思想‘左’，但要說他存心反黨，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說得那么壞。”他還回憶：“我到延安不久，康生送給我一首詩：‘故人不相見，相見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揮之不能去。’那時康生剛從蘇聯回來。師哲在文章中說，康生贈詩戲弄我，事實不是這樣的。這首詩是不錯的。康生左手右手都能寫字。康生的這首詩，‘文革’中不知弄到哪裡去了。”（王春南：《聽匡亞明校長憶往》）
康生是怎樣的人？以發生在匡亞明身上的事實來說明，那就是：“康生在歷史上曾對匡校長（匡亞明後為南京大學校長）施以援手———上世紀30年代，匡校長因反對極‘左’的做法，在上海遭遇執行左傾路線的人的暗槍，差點獻身，康生為他說了話，使他得以免除左傾分子的繼續追殺”，然而在“文革”中，康生卻對匡亞明落井下石，使其受到迫害，吃盡苦頭。那么，“紂之不善，莫如是之甚也”這句話，對於康生不是也可以適用的么？有一美國記者給康生的評價中有一句話：他是人間閻王。
逝世訃告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訃告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沉痛地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康生同志，因病長期醫治無效，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六時五分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七歲。 康生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戰士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之一。 康生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在加強我黨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的團結，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忠於黨，忠於人民，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批判王明、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黨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受到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 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學習康生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質，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團結一致，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中國人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康生同志永垂不朽！
悼詞全文
在康生同志追悼大會上葉劍英副主席致悼詞 新華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訊 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首都隆重舉行的康生同志追悼大會上致悼詞，全文如下： 今天，我們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全國人民愛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康生同志。 康生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康生同志因病長期醫治無效，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六時五分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七歲。 康生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他對黨、對人民、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忠心耿耿，始終不渝。他五十年如一日，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偉大的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康生同志對鞏固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對捍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組織建設，對黨的安全保衛工作和機要工作的建設，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對加強我黨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的團結，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逝世，是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重大損失，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康生同志是山東省膠南縣人，從青年時代起就獻身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他於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長期從事黨的工作，領導工人運動。他參加了“五卅”運動罷工委員會的工作，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領導人之一。他在上海工作期間，擔任過上海總工會幹事，上海大學特支委員會書記，上海滬中、閘北、滬西、滬東等區的區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秘書長。一九三○年六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審查委員，後任中央組織部長。一九三三年起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領導工作。一九三四年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七年回國後，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央社會部長，中央情報部長，中央組織委員會副書記。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黨的七大被選為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被選為政治局委員。解放戰爭時期和全國解放後，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副書記，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區政委、黨委書記，山東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第三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三屆、第四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理論小組組長，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中央組織宣傳組組長等職務。黨的八大、九大和十大，他都被選為中央委員。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他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八屆十一中全會和九屆、十屆一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十屆一中全會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幾十年來，康生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反對國際國內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中，堅定地維護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英勇鬥爭，不屈不撓，是我們全黨學習的榜樣。 在悼念康生同志的時候，我們要學習他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立場上，旗幟鮮明，堅決反對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堅決批判王明、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貫地滿腔熱情地支持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終生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鬥。 我們要學習他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刻苦鑽研和熱情宣傳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學習他高尚的革命品質，堅定的無產階級黨性，堅持黨的原則，遵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同一切違反黨的利益的行為作不懈的鬥爭。 我們要學習他始終以黨的利益為重，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全心全意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我們要學習他嚴肅認真，一絲不苟，謙虛謹慎，聯繫民眾，艱苦奮鬥，嚴於律己，以身作則的優良作風，堅決反對一切資產階級生活作風。 中國人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康生同志和我們永別了。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鬥。 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其他人也問了
康生是誰?
康生發言稿是什麼?
康生何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康生同志對中國共產黨作出了什麼貢獻?
康生 （1898年 11月4日 [來源請求] —1975年12月16日），原名 張宗可 ， 字 少卿 （ 紹卿 ）， 乳名 張旺 ，曾 化名 趙容 、 張溶 、 張耘 ， 筆名 魯赤水 ，男， 山東 諸城 人， 中國共產黨 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時期主要 領導人 之一，曾擔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 ...
Kang Sheng (Chinese: 康 生; pinyin: Kāng Shēng; 4 November 1898 – 16 December 1975) was 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fficial, best known for having overseen the work of the CCP's internal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apparatus during the early 1940s
康生_百度百科. 收藏. 0有用+1. 康生. 播报 上传视频.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张溶、张耘 [1]，乳名张旺，笔名鲁赤水，山东诸城县大台庄人（1946年立胶南县后始划归之）。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康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1966年后与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结，是发动文革的主要成员之一，1975年12月16日卒于北京。 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 [2]。 中文名. 康生.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日期.
康生 （1898年 11月4日 [來源請求] —1975年12月16日），原名 张宗可 ， 字 少卿 （ 绍卿 ）， 乳名 張旺 ，曾 化名 趙容 、 張溶 、 张耘 ， 笔名 鲁赤水 ，男， 山東 諸城 人， 中国共产党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时期主要 领导人 之一，曾擔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中共中央副主席 、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全國政協副主席 等職務。 他也是发动“ 文化大革命 ”的關鍵人物，生前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死後被列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并被开除党籍。 事实速览 康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排名第三） ... 关闭. Oops something went w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