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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30日 · 用膳時間和休息日是否有薪，屬僱傭服務條件，不受勞工法例規範，向來由勞資雙方議定，現時不少推行最低工資的地方，包括英國、愛爾蘭、日本及內地在這方面也無明文規定。 正如很多論者指出，僱員希望得到最佳福利實屬無可厚非；僱主力求控制營商成本亦屬合情合理。 對於一些企業來說，可否提供較優的褔利，並非「良心」問題，而是「能力」問題。 說到底，勞資雙方唇齒相依，同坐一條船。 惟有實事求是，以合法、合情和合理的方式，按實際情況，透過溝通和協商，尋求共識，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如有需要，勞工處會積極協調。 在看待法定最低工資的問題上，關鍵有三： 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後，僱員的收入不應較之前為少； 僱主在可行情況下，不削減僱員褔利；
2021年10月31日 · 香港法定最低工資制度的主要政策目標，是為低薪工人提供法定的工資保障。 不過，有意見認為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應定為生活工資，即一個人賺錢，可以養活一家人；若一家三口、四口，法定最低工資都應可以讓一家人過基本生活。 香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政策目標，是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家庭提供入息補助，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不過，有意見認為若一個家庭有成員失業，不論這個家庭是富或貧，都應該透過綜援給予這位成員失業津貼。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政策目標，是鼓勵自力更生及紓緩跨代貧窮。 不過，有意見認為職津應是兒童發展津貼，不論家庭是否有在職成員，兒童都可以獲得津貼。 每一個社會政策工具都有其特定功能和局限，經歷社會的轉變和發展，便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政策工具，透過不同工具的配合，以切合一個多元及複雜的社會結構。
2020年6月28日 · 2017年6月底，上屆政府提出了方案，當中包括兩個元素：1）下調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款額，由現時每年年資乘以最後一個月工資的三分之二下調至二分之一；2）實施取消「對沖」的十年內，政府「落水」協助分擔僱主的部分遣散費/長期服務金開支。 由於勞方反對（1），資方認為（2）不足夠，所以我當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後，便要展開優化方案的探討工作。 之後的工作，我已先後有八篇網誌 2 作詳細的分析和交代，而最終方案亦在2018年的施政報告中展示了。 特別要提的是基金池的道德風險，而失業保險本質上就是一個基金池。 就取消「對沖」的討論中，基金池的道德風險在2018年4月22日及11月11日的網誌中已有詳述；而失業保險的道德風險，在上兩個星期的網誌亦有詳細分析了，這裏不再重複。
英國推行最低工資也是這樣；當局認為這做法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張建宗表示，委員會在提出建議前，已開始接觸不同組別，包括僱主團體、僱員代表團體、不同行業，並會與不同的政黨和議員，以及業界和市民大眾仔細溝通和聯絡，聽取不同人士的意見 ...
2021年2月2日 · 現時99.9%外判非技術員工的時薪高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其中一半員工的時薪較最低工資高約20%。 至於下次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工作，將於明年10月31日前完成。 被問到會否由兩年檢討一次改為「一年一檢」，羅致光說，委員會要分析大量資料，與不同社會人士磋商並聽取意見，才進行內部檢討工作，兩年時間已頗為緊迫。 他指，改為「一年一檢」或有機械式檢討之弊，可能令最低工資水平不升反跌，政府決定維持現行做法。 .
2011年4月30日 · 張建宗指出，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關鍵有3點：即僱員的收入不應較之前為少；僱主在可行情況下，不削減僱員褔利；僱主不可單方面更改僱傭合約，如要釐清僱傭合約不清晰的地方，應和員工充分溝通及協商。 至於用膳時間和休息日是否有薪，他說，那是僱傭服務條件，向來由勞資雙方議定，不受勞工法例規範；現時不少推行最低工資的地方，包括英國、愛爾蘭、日本及內地，在這方面也沒有明文規定。 「事實上，個別行業及企業情況各異，僱員的需要亦不盡相同，難以一刀切處理，更不宜立法規定。 最低工資立法的目的是設立工資下限，並非規管或改變勞資雙方的合約安排。 加強人手 全面配合. 為配合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勞工處已加強人手，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提供全方位服務。
2020年9月29日 ·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傭工的規定最低工資將維持每月4,630元，膳食津貼也維持每月不少於1,121元。 政府按既定機制考慮香港過去一年整體經濟和勞工市場情況，以及本港短期經濟前景，包括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並考慮僱主的負擔能力和外傭生計後，作出有關決定。 根據聘用外傭的標準僱傭合約，僱主須為外傭提供免費膳食，也可選擇以膳食津貼代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