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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特藏包括钱穆特藏、新亚书院 特藏、本地艺术特藏、艺术资料及北岛特藏。 [1] 图书馆的设计，仿效美国肯塔基州碧理亚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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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关系
- 后世纪念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展开3个同名词条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祖籍浙江临安 ，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自民国元年（1912年）始，在乡村任小学教师。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顾颉刚推介，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跻身学术界。抗战前，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学术思想史，确立学术地位。抗战时，随北大南渡，著《国史大纲》，并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主讲文史课程。抗战后，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港中大创始书院）。 1967年迁居台北，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 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太湖。
早年生活
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七房桥五世大房产下男婴。该户男主人钱承沛为其取名“恩缲”，字“宾四”。钱恩缲即钱穆，而钱穆这个名字是他的兄长钱恩第于次年春替他改的。 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钱承沛为钱挚和另一个侄子从附近的荡口镇聘来一塾师。塾师寓居在钱承沛兄长家，加上塾师自己的儿子，共三人同塾。第二年秋，钱穆在父亲的带领下来也到了家塾，并在瞻拜完孔子像后从此开始了正式的求学生涯。 光绪三十年（1904年），荡口镇私人新创果育小学，分初、高两级，各四年。钱挚、钱穆两人被送往就读经过入学考试，钱挚入高等一年级，钱穆入初等年级。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去世前将教导两幼弟的责任托付给了钱挚与钱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常州府中学堂成立。钱挚所在果育高级四年级八名同学全体报名应考，钱穆也在钱伯圭与华倩朔两位老师的鼓励下报了名。其中，钱挚考取了师范班，钱穆考取了中学班。钱伯圭因知钱穆家贫，其前往常州府中学堂所用的枕被铺盖也由其代为置办。 宣统二年（1910年），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钱穆于是被迫辍学。
初登杏坛
民国元年（1912年）春，年仅十八岁的钱穆为亲戚推荐，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三兼小学高初两级又分两个班，钱穆原则上任高级班并教授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育、音乐等，每周教课三十六小时，月薪国币十四元。钱穆一边教书，一边刻苦攻读，进步很快。他先读完《孟子》，在家里从父亲遗书中发现《史记》一书，又发现毛大可的《四书改错》，他精心钻研而了解清代乾嘉诸儒及其学术。当时钱穆也喜欢读《东方杂志》， 并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寄给该杂志，由于涉及外交机密而没有发表。 民国二年（1913年），钱穆不再去三兼小学，转入鸿模高等小学（前身为果育小学）任教 。鸿模学校规模完备，高初各分几班，钱穆教高级班国文、史地课。每堂课的课时相较三兼小学有所缩减，而月薪增至二十元。钱穆梦想考进北大，因此熟读夏曾佑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北京大学教材），之后他在北大讲课常以此为据。 民国四年（1915年），钱穆转入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 每周教课十八小时，同时兼任鸿模学校的课。尽管乡间教书工作很繁杂，但他仍坚持看书。他又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科学地安排时间，定于每日清晨必读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 钱穆教《论语》时也读《马氏文通》，并模仿体例，历经几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此书于民国七年（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钱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将稿酬购得浙江官书局本《二十二子》，于是着力研究《墨子》， 发现版本论者都有错误，便开始逐条指出其中错误，并加以修正，最后写成《墨经解》。数年后，与他研究惠施、公孙龙的论文等收入他自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中。 民国八年（1919年），约翰·杜威来华讲学，涉及教育问题。而他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吸引了钱穆注意。二十五岁的钱穆想与幼童接触，从头开始实验，从中了解中外教育异同与得失，于是转入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在此期间他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当时李石岑回国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主编。钱穆撰写《爱与欲》寄去，刊载在《学灯》上，这是他生平在报纸上第一次投稿。随后他又寄去《论希腊某哲人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 于几日后刊出。 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及泰伯市立图书馆长之职，到泰伯市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一个月后应聘于厦门集美学校。到集美以后，他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同届毕业生的两个班的国文课，同时讲授曹操《述志令》。当时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有心得，认为汉末建安时期是古今文体发生转变的时代。在此期间，他读《船山遗书》， 后在北大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夫之一章所用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又受到王夫之关于屈原居湘中的“湘”其实是汉水一说的启发，此后对古史地名沿革的研究，发端于此。他所著的《庄子纂笺》也受王夫之注庄子的启发。 民国十二年（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推荐他到同校任教。当时学校规定，除国文一科外，教师于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教者编撰讲义。钱穆于是在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 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这些书稿后来均有出版。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钱穆开始在苏州中学任教最高班的国文课，并任全校国文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次年春，方壮猷到苏州告知钱穆，商务印书馆正在编写《万有文库》， 其中《墨子》和《王守仁》尚无人承担，钱穆于是日以继夜地赶写，不久两书写成，收入《万有文库》。同年夏，他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之邀，讲演“易经研究”一题，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论丛》第一册中。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死去。当时其兄钱挚执教于无锡荣巷荣氏新创立的荣巷中学，闻讯后速回家帮他料理后事，但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溘然长逝。次年，钱穆在苏州续弦，开始了新的生活。
学坛发轫
民国十九年（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这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已完稿，经顾颉刚推荐申请编入《清华丛书》但未获通过，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北京各大学都开设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等课，都拥护康有为今文家的主张。《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使大家都怀疑他是古文家。同年假期，他返苏州侍奉母亲，并撰写《周官著作时代考》和《周初地理考》， 载于《燕京学报》。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钱穆应聘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另有一选修课可以由自己来定，他选自开设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于和之前梁启超讲过的思路不同，因此钱穆自编讲义，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雏形。次年，又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系主任是陈受颐，实际主事的是傅斯年。他们在以前的政治制度是否应当研究的问题意见相左。钱穆认为，研究历史问题的人应当知道政治如何是从贵族政治到封建专制的，因而他坚持开设此课。 当时北大通史课分聘北京史学界诸名家分讲，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由几个人分讲不能一条线通贯上下，后改为两人讲，后半部由陈寅恪讲。 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北大只聘钱穆执教中国通史课，于是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他将通史课在一年规定时间内讲完，力求一贯到底。上课时对讲述均有取舍。他讲课时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在讲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治武功上，他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他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于初步完成自己心愿。上自远古，下到清末，兼罗并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断补充、修改，为日后成书打下基础。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钱穆就有意写一部关于先秦诸子学方面的书。首先一项工作是考研诸子生平年代的先后。由于诸子年世不明，钱穆只有将诸子书与《史记》和《战国策》 对照校勘，又从《史记索隐》中得知古本《竹书纪年》残片，而所任教的中学，藏书甚少，限制了他的研究。钱穆来北京任教以后，日常生活安定，北京各图书馆书籍多， 查阅方便，在教课之余，他将十多年积累的书稿重加增订修改，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穆在北大任教期间又兼任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的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在北平任教八年，有幸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教育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钱穆曾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及“人才教育”的问题，并且认为“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两者乃“互为表里”，其用意在于“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并且认为不仅大学教育当注重“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中等教育为国家教育之一环，故中等教育亦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在钱穆那里，包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国家教育都应该将人才教育作为自己的目的。易言之，我们的教育应该将“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细审钱穆有关培养目标的论述可知，“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由“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之“人”与“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才”两个方面组成。关于成人”，钱穆又将其分成了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循序递进的层次。关于成“才”，钱穆同样将其分成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通人’尤重于专家”，“供社会之用”与“用社会”，自然科学人才与人文科学人才。 为了实现“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的培养目标，钱穆所安排的课程从核心到边缘依次包括：基于文字、历史与地理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通学课程；“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 ；“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中国文化的核心目标是“天人合一”，钱穆对它的理解是人从自然中来，最后还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就是先自然后人文，然后再回归自然。钱穆本人非常喜欢到山林中游走，体会自然带给他的乐趣，所以他非常提倡培养学生的人文与自然情怀。同时，身体力行，两次带领学生出游学习。 钱穆在教育学生的过程当中，不仅注重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也非常注重方法的传授。教育方法受文化理想、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的决定；但反过来，教育方法也是传递教育内容、达成教育目的、实现文化理想的手段。钱穆的教育方法分成师道、人生、治学三个方面。师道是主要对教师而言，是教的方法；而人生、治学这两个方面则主要是对针对学生而言的，是学的方法。事实上，钱穆在教育方法当中更加注重学生学的方法，更加注重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地学习。钱穆的这一思想，在其对学生在复兴师道当中所能起的作用的论述当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为了复兴师道，学生方面应该根据自己性之所近善自得师：师于人、师于己，师于当代师、师于前代师，师于心、师于天。亦即作为学生，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其在我”。 关于治学，钱穆还曾经提到，一切学问，可分为对物之学与对人之学两大类。此即所谓自然学与人文学之分别。但二者学问境界都系于其德性境界。“‘德性’之学，实乃是在人文学与自然学之夹缝中，且是此两大学问分野之上之一种综合学问。” 学问有自然学与人文学之分，但无论何种学问，实皆渊源于人自身之德性。德行则是学问的基础，也是钱穆教育学生的指导原则。
经学
钱穆研究经学最早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研究经学最著名的作品，涉及经学的著作有《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孟子要略》等。他在经学的渊源和历史，经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等方面，有独到见解。 钱穆以史学研究经学，辨析今古文原义，破除经学的今古文门户成见。在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前，研究经学的学者，一般将刘歆发掘的籀书经典文献称为古文经学，这些文献使用西周时通行的籀书字体，汉代通行的字体则是隶书，刘歆发掘的这些古代文献，同当时已有的儒学文献，在思想观点上有出入，于是形成了经学的古文与今文争论，特别是今文学家怀疑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文献。钱穆对古文与今文含义有不同看法，对经学的古文与今文争论看法也不同。 钱穆认为，古代学术，在西周时期还是贵族学，其学术文献相对于后世来说是古文书。战国时期贵族学衰弱，平民学兴起，有了百家学术，其学术文献相对于战国之前的文献来说，是今文书。儒家派系继承了贵族学的主体思想，其他百家派系同儒家派系之间的论战，就表现为最早的古文书与今文书之争，本质上是儒家古籍与百家话语的思想争鸣。在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之前，这一学术思想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汉初的儒家与黄老道家之间。 当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就意味着最初的古文书与今文书论战的结束，意味着儒家古籍在同百家话语的思想争鸣中取得了胜利，战国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被尊为“经”，经学正式开始，古文复兴。钱穆认为战国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是更为可信的，而战国晚世的诸子百家都试图托古创制，所作的今文书论著，经常篡改古籍，不可深信。因此，钱穆提出考证中国上古史应当根据汉代的古文旧书，所以司马迁作《史记》时，就十分看重古文书。不过当儒学获得国家学术思想的正统地位，其他各家学说也都穿凿附会，借托儒学名义在发展，儒家也渗透到百家学说之中。
理学
钱穆十分注重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著作有《朱子新学案》《阳明学述要》《宋明理学概述》《中国思想史》《国学概论》《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在宋明理学上，钱穆最突出的成绩有三方面，一是揭示北宋早期儒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说明新儒学同先秦儒、汉唐儒之间密切联系，以及新儒学的时代新精神和新道统；二是重点界定朱子在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应有地位，阐明朱子学的理气一体，心性一体二分；三是阐释王阳明的学术派系归属，突出阳明学良知论的道德实践蕴意。相对于其他学者而言，钱穆研究宋明理学，注重会通，善于打破门户成见，更显独特，观念新颖。 首先，钱穆揭示出早期宋学继承先秦儒学以来的师道、教育、政治等传统，实现了儒学复兴，并开创出符合时代的新精神和新道统。以往的学者强调宋明理学的产生主要是唐代的学术思想影响，如唐代的韩愈辟佛卫道，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以及道教的阴阳宇宙论等。钱穆则将早期宋学的活动看作是上承汉唐，直至先秦，下启宋明理学的关键。他认为宋学早期的师道、教育运动是儒学复兴的基础，如胡瑗、孙复、徐积、石介等人的书院讲学，开启尊师重道的传统风尚，直接影响后来的理学兴起。早期宋学家经世致用，厉行改革，将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都发挥到相当高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号称“五子”，“建立新儒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从而在理论上有力地批判佛家的宇宙论和人生论。”钱穆突出了他们根据《易》和《中庸》，辟佛卫道，复兴儒学的贡献。 其次，朱子学研究是钱穆的重头课题，钱穆力求从朱子原著还原朱子，从整体全貌阐明朱子的根本思想和精神。钱穆不同意学术界把朱子的贡献和地位限定在理学内，认为应当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去考察。钱穆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矿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钱穆认为朱子很像孔子，最能承守传统，又能发明创造新义，是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之大成。总之，钱穆对朱子的定位极高。 再次，钱穆通过说明王阳明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认定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最后完成，突出阳明学良知论的道德实践蕴意。钱穆认为南宋理学存在两个没有解答的问题。一是在宇宙论上，万物一体的理究竟在哪里。朱熹认为万物一体的理是外面实体固有的；陆九渊认为万物一体之理是吾心的意会。二是在修养论上，理想人生如何做工夫，变化肉体气质。朱熹认为应当从源头上道问学；陆九渊则认为应当尊德性即可。王阳明就在这两个问题上接着讲，提出了良知学说，调解了朱熹与陆九渊的观念，解答了两大疑难问题。钱穆如实地还原了王阳明的学术语境，真实而深刻地阐释阳明学。
陈寅恪：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顾颉刚：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渊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林语堂：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唐君毅：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
牟宗三： 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
杨联升：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合分之困
钱穆早年就读于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时的体操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番话给当年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误答考卷
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他读中学时的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 检查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按常理，钱穆的这次考试无法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竟然得了75分。 原来，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题，但这道题论证合理、充分。吕思勉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
“未名湖”
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北上燕京大学。燕大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燕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燕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 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
钱穆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胡美琦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五十四册，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部出版。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钱穆论著主要有：
家庭生活
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 1956年1月30日，胡美琦与钱穆结为夫妇。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
学脉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李埏、戴景贤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追悼活动
钱穆逝世后，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报》、《联合报》在次日以“中华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敬悼史学家钱宾四先生”、“承传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敬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为题对这位学人的学术贡献做了极高的评价。文称“史学家钱宾四先生，以高年久病，终致因心脏衰竭亡逝；士林痛失宗师，即使非其故旧或受业门人，凡关心中国文化之延续者，伤感之情，自不能免。宾四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在于其终身以传承我固有文化为己任，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朱子新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书，皆博大精深，贯彻今古”。并将钱穆誉为“现代中国学术界的中流砥柱”、“树立了当代儒家学者的典范”。 钱穆长兄钱挚子钱伟长由其教养成人。钱穆在台北去世后，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为表达对叔父的怀念和感恩之情，钱伟长送了一副长长的挽联：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 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余英时为先师写下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上联写钱穆平生治学宗旨及入台后的书斋岁月，下联写钱穆前半生之选择及心怀故土乡魂的深情。作为钱穆嫡传弟子的余英时，与钱穆保持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的关系。 9月26日，在台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教育文化会、新亚书院校友会等在马料水中文大学校园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天下文章人间硕老，德言教行鲁殿楷模。”“学究天人，众口共推今祭酒；光辉史册，千秋同记古韩欧。”“奋斗忆当年，创校藏书，赤手空拳成大业；悲伤同此，铸金绣像，苦心孤诣为同群。”“天地鸿濛，两手空空，肩道以立新亚，三千里地孤岛；海空寥寥，九畴寂寂，为师而宗孔子，五百年后—人。”这样的挽联表达了人们对钱穆的敬仰和追悼之情。 钱穆逝世的消息传到大陆，他过去的同事、朋友，如冯友兰、贺麟、缪钺，学生如钱临照、邓广铭、胡厚宣、杨向奎、何兹全、张政烺、钮经义、郦家驹、钱树棠、吴沛澜、洪廷彦、戴执礼等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华孔子学会、无锡台胞联谊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等纷纷发去唁电，表达悼念之情。 钱穆任教鸿模小学时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临照发去唁电： “鸿模启蒙，师范长存，乡谊同宗，情切邻里。创新亚，育新人，讲学素书楼，弟子遍海内外。道德江江秋阳，文章金石照人。敬献心香一瓣，志我哀思。” 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所送挽联云： 由诸子，入经学，转史学，据理学，兼文学。子学达，经学明，史学信，理学诚，文学雅。心物两得，精博一是，代不数人。 爱民族，及文化，望复兴，求统一，盼富强。思虑深，大义明，乡情重，识见卓，忧心切。知行一贵，阴阳两济，世多后生。
墓地
钱穆墓位于苏州太湖西山岛秉场村俞家渡石皮山。墓呈椅状，有一碑，高150公分，宽70公分。碑正中镌刻一行字：“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墓。”碑石侧镌刻：“钱穆先生字宾四”。下分列两排小字：意思是“生于民前十七年农历六月初九戌时/殁于1990年农历七月十一已时。”
纪念馆
•宜良钱穆著书纪念馆 “钱穆著书纪念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岩泉寺钱穆著书原址处，布展内容为七个部分。全面展现了钱穆在宜良岩泉寺著书的经历。2019年6月4日，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对外开放 ，并被授予廉洁文化示范点。 •江苏钱穆·钱伟长故居纪念馆 参考词条：钱穆·钱伟长故居 钱穆—钱伟长故居位于江苏省无锡新区鸿山街道“怀海义庄”旁原钱氏家族旧址，为在钱穆原家族祖屋上翻新而成的江南仿古建筑。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 居内收集了钱穆和钱伟长毕生相关的历史资料及生活用具。2012年5月15号，建成开放。 •江苏钱穆旧居纪念馆 钱穆旧居纪念馆位于江苏省无锡荡口古镇。原址为钱穆于1903年至1906年在荡口生活而租住的王家祖宅。建筑面积710平方米。展陈钱穆生平事迹和他在荡口童年生活、学习和成年后在荡口教书工作经历。 •台北钱穆故居纪念馆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版）》东大版.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版）》东大版》是東大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錢穆。. 内容简介. 內容簡介 本書根據賓四先生於民國五十年在香港講演之內容，記載修整而成。. 內容分通史、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 ...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六十余种，有多种单行本和文集、全集出版。其中，以全集最为权威。2010年经钱穆先生夫人钱 胡美琦 女士授权，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 作为重点项目引进，九州出版社 推出新校重排、繁体竖排版《钱穆先生全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以及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国史大纲(上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上古三代之部、春秋战国之部、秦汉之部等。 作者介绍 播报
1 作品评价. 2 内容简介. 作品评价. 播报. 编辑. 钱穆 通俗简明地论述了传统文化的本质及其特征。 认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 文化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的主体即民族。 中国古人的民族观与文化观有密切关联，其民族观不以血统而以文化作标准，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 古人的文化观，以人文为体，以化成天下为用。 作者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是由人与人之道而形成的。 中国社会是四民（士农工商）社会，士为四民之首。 士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 根据这一变动，作者把中国社会分为游士、郎吏、门第、科举等若干阶段。 中国历史的指导精神寄托在士的一流品；一部中国历史是由儒家精神——由周公旦、孔子、孟子培育的传统维持下来的。 中国文化以人文精神为主要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