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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由国内传出，实施国境卫生检疫，保护人体健康，制定本法。. Article 2. Frontier health and quarantine offices shall be set up at international seaports, airports and ports of entry at land frontiers and boundary river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rontier ports") of the ...
将传染病防治法上的隔离措施按照适用对象不同区分为隔离和检疫,一方面可防止传染病的蔓延,对确诊患者及时治疗,这符合传染病防治上的及时性要求,也便于使法治手段与医学标准相统一;另一方面则基于风险预防原则,方便观察受检疫人是否发病,一旦发病可立即 ...
透过新冠疫情的防控走向,可以观察到医疗、经济、政治、外交、舆情的连锁反应和各种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还可以发现社会结构的问题和政策失误。 在这里,我的问题意识很直接:新冠病毒从盖然性风险转变为现实存在的惨烈危害,进而可能导致经济深度衰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监控机制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与之相关的还有:各职能部门对各自注意义务的履行以及来自外部的问责机制是否落实? 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1第 条,发展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为此制定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公共卫生法》《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药品管理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等。 所以,需要对规范及其执行情况进行比较分析,需要考察和论述法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现就民商事案件判决的相互认可和执行问题作出如下安排。
具体措施的采取取决于一项政治决策，以及该风险所涉社会的“可接受”风险水平。 谨慎原则包括三个具体原则：首先，该原则的实施应当基于尽可能充分的科学评估。 这一评估应当尽可能确定各阶段的科学不确定性的程度；其次，在根据谨慎原则作出任何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决定之前，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并对不采取行动的潜在后果进行评估；最后，科学评估、风险评估的结果一旦作出，必须给所有利益方提供机会参与研究各种可行的选择，同时确保最大可能的透明度。
在有关急救设备配置的规范中,位阶最高者是2019 年《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7第 条第2款后段“公共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设施”。 其虽有强制性特征,却难以直接适用,似应解释为授权低位阶规范规定何种设备为“必要”。 然而,上海、青岛、大连等多地的院前急救法规都延续了前述模糊措辞、未正面列举,反而单独表示“鼓励有条件的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仪”;北京等地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意旨类同。 南京、杭州、广州三地的法规明定公共场所“应当配备” AED,是少有的例外。 〔7〕另一方面,公法规范直接影响了私法裁判。 当猝亡者的亲属主张经营者未配AED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8〕法官极度依赖管制规范。 目前罕有的肯定经营者AED配置义务的案例.
《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第五议定书 [现行有效] 【法宝引证码】 Issuing authority： Instrumentalities of the State Council , All Administrations ,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