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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连奴（Moreno），1985年5月17日出生于 西班牙 ，西班牙籍 足球运动员 ，场上司职为后卫，效力于 特内里费足球俱乐部 。 中文名. 摩连奴. 外文名. Moreno. 国 籍. 西班牙. 出生地. 西班牙. 出生日期. 1985年5月17日. 身 高. 188 cm. 体 重. 80 kg. 运动项目. 足球. 所属运动队. 特内里费. 场上位置. 后卫. 球衣号码. 999号. 相关视频. 查看全部. 球队阵容. 前锋. 科姆,佩罗纳, 罗斯克特, 阿里达内. 中场. 杰图高 ,萨索,G.克梅艾诺. 后卫. 西西里亚.
R·摩连奴（RodrigoPossoMoreno），国籍为巴西，出生于1976年5月16日，职业为足球运动员，身高为186CM厘米 麦格拉迪斯,诺古埃拉,吉尔格斯.科拉尼斯,A.伊利耶亚斯,希陀干沙里斯,L.迈克尔,加迪亚加,C.罗艾洲,M.洛卡,G.普斯奥里斯,保罗柯斯达,C.康图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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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生平
- 主要影响
- 历史评价
- 轶事典故
- 后世纪念
- 史料索引
大蒙古国第五位可汗，元朝开国皇帝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传统蒙文：ᠪᠣᠷᠵᠢᠭᠢᠨ ᠤ ᠬᠣᠪᠢᠯᠠᠢ，西里尔蒙文：Боржигины Хубилай；1215年9月23日 [1]—1294年2月18日 [2]），蒙古尊号“薛禅汗”（拉丁拼写蒙文：Secěn qahan [75]），大蒙古国第五位可汗，元朝开国皇帝（1260年—1294年在位）。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监国拖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 [4]。
蒙哥汗在位时，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事 [55]，后受封于京兆。在此期间招揽汉族儒士，整饬军政，并参与蒙哥远征大理、围攻南宋的战役。蒙哥死后，忽必烈自前线回师，与同母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并即汗位于开平城，建元中统。至元四年（1267年），下诏迁都大都，四年后建国号为“大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命伯颜等大举伐宋，两年后攻陷宋都临安，最终于崖山海战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一统。统一全国后，相继重用阿合马、卢世荣及桑哥专理财政。同时接连派兵远征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然多以失败告终。但他抗击海都等西北诸王的侵扰和平服东北诸王叛乱的活动，仍是较为成功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病逝，享年八十岁。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
忽必烈是少数能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 [13]其在位期间，建立了包括行省制在内的各项制度，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注重农桑，倡办学校，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 [52]但其频繁的对外征战，以及对大量蒙古旧制的保留，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元朝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潜邸岁月
孛儿只斤·忽必烈（一译呼必赉 [50]，传统蒙文：ᠪᠣᠷᠵᠢᠭᠢᠨ ᠤ ᠬᠣᠪᠢᠯᠠᠢ，西里尔蒙文：Боржигины Хубилай，拉丁化拼写蒙文：borjigin-u qubilai），生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215年9月23日），是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也是拖雷与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的嫡次子（在拖雷的十个儿子中排行第四） [4] [55]。 相传，成吉思汗对刚出生的孙儿忽必烈端详良久，然后说道∶“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儿却生得黑黝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去告诉唆鲁禾帖尼别吉，让她把他交给一个好乳母去喂养。”遵照他的意见，带有部分克烈一突厥血统的忽必烈被交给拖雷的次妻撒鲁黑（出身乃蛮部）抚养。 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春，成吉思汗从西域撤军，到了阿拉马克委（今额尔济斯河畔），会见前来迎接的众亲属。恰巧十一岁的忽必烈和九岁的弟弟旭烈兀刚在原乃蛮部边境的爱蛮·豁亦之地初猎而归，忽必烈射杀了一只兔子，旭烈兀射杀了一只山羊 [6]。按照蒙古人的风俗，成吉思汗亲自为这对初猎成功的嫡孙举行拭指仪式（孩子第一次出猎后由长辈在孩子的手指上拭油，即用所杀猎物的肉或油脂拭指 [137]）。 长大后，忽必烈被认为英明睿智，侍奉母亲以孝闻名 [7]。他热衷于访求前代帝王的功业逸事，尤其是喜欢听唐太宗李世民作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成大业的事迹，而且由衷钦佩，锐意模仿 [65]。他千方百计延请召集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孜孜不倦地询问治理国家的方略办法 [80]。由于其一系列的努力，身居漠北的忽必烈，周围渐渐汇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 [81]。 [79]乃马真后称制元年（1242年），西京怀仁人赵璧也应召到忽必烈左右。赵璧学习蒙古语，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 [84]。在赵璧荐引下进入王府的前金朝状元王鹗为忽必烈讲《孝经》《尚书》《易经》及儒家的政治学和历史，每夜分，乃罢。同时，忽必烈在和林（故址位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杭爱山南麓）结识的僧人子聪（后得名刘秉忠），是一个“于书无所不读”，“论天下事如指掌”的人，由于他博学多能，善于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 [85]。元定宗二年（1247年），汉地世侯史天泽的幕僚张德辉被忽必烈召见，议论治国之策与儒家学问，又推荐了名士李冶等二十余人 [86]。而早在窝阔台汗时期就已投靠蒙古贵族的汉族知识分子窦默和姚枢先后被忽必烈聘用。窦默为忽必烈讲解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之说 [83]；姚枢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82]。 在这些汉族儒士的影响下，忽必烈增加了许多可贵的知识和信息，而且为他了解中原汉地和日后以汉法治汉地，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准备。此时，忽必烈还有了一定的尊孔礼儒的倾向。如乃马真后称制三年（1244年）王鹗应忽必烈之召，携孔子画像赴漠北，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举行释奠礼，忽必烈还与左右饮食其胙物。元宪宗二年（1252年），元好问、张德辉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也欣然接受。
开府金莲川
元宪宗元年（1251年）六月，忽必烈的长兄蒙哥在术赤系的宗王长者拔都的支持下，成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是为元宪宗。因为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长且贤”，蒙哥即位后不久即任命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军事 [55]，驻牧于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莲川。 在总领漠南前后，忽必烈在延请四方文学之士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这些人中的汉族成员大都是中州精英和硕德耆儒。他们多数是较长时间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莲川藩邸，一小部分汉地名士或因年迈者旋召旋归，并不久留。此外还有众多出自蒙古、色目，或具有宗教身份的人士。按后人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数种 （表格参考资料 [55] [87]） 忽必烈对出身、目的不同的“金莲川幕府”及其他应召人员，大抵是礼贤下士，虚己而问，兼容并蓄，不明显地抑此褒彼，以多听多问为主，择其有用有益而从。即使是对个别不友好、不合作者，也不失礼。如有一次，忽必烈召见了被俘北上的南人赵复，希望他作为自己攻南宋的向导，但赵复回答∶“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听罢，并未怪罪赵复，也不强迫他入仕蒙古。 “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并与中原士大夫实行政治联合的良好开端，在一定程度上也密切了忽必烈和汉地世侯的联系。从长远看，它又为元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会支持和官员准备。
经略漠南
蒙哥即汗位之初，忽必烈以皇太弟日侍圣驾，开始进入汗廷决策圈。他根据藩邸谋臣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谋划，论奏时务之急，替汗兄出谋划策。对忽必烈的上奏，蒙哥大率言听计从。不久后，为让忽必烈替自己执掌漠南军政大权，以对付窝阔台系、察合台系诸王，蒙哥降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忽必烈统辖领治。随后，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请求只掌漠南军事，不领民政，从而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兄弟间的猜嫌。 忽必烈仅掌军事以后，仍关注漠南的民事刑法。当时，蒙哥新任用的燕京等处断事官牙鲁瓦赤、不只儿负责管辖漠南汉地的财赋司法。二人随意诛戮民众，招来忽必烈严厉的指斥 [89]。他后来征大理途经六盘山时，许多赶来晋见的地方官大多是向忽必烈请求开恩庇护的，只有延安路（治今陕西延安）兵马使袁湘面陈本路军户困乏之弊以及相应革除的办法。忽必烈一面采纳袁湘的意见并加以赞赏，一面训戒其他官吏言私不言公的做法。巩昌总帅汪德臣禀告新城益昌赋税徭役免除事宜的请求，也得到他的批准。总之，总领漠南的忽必烈借此机会在陕甘一带留下了体恤百姓疾苦和秉公不徇私的美名。 元宪宗三年（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允许忽必烈自择南京（汴梁）、京兆（今陕西西安附近）中的一地，忽必烈采纳姚枢的建议，选择了京兆。元宪宗六年（1256年），蒙哥又以京兆户口过少，特意为忽必烈增封怀庆路孟州（今河南焦作）。至此忽必烈拥有封户四万五千余户，是为蒙哥统治时期获得汉地食邑封户最多的宗王。 忽必烈以便宜之权治理河南、关中，设立河南经略司，后更相继设置宣抚司、从宜所、行部等，负责其京兆分地和陕西地区的统辖管理。在封地中，忽必烈延续此前的政策，任用部分中原士大夫，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忽必烈运用汉法的成功治理，使其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交相引荐，聚集在他的幕府里，称忽必烈为“圣王”。 [75]忽必烈还成功拉拢到了部分汉地世侯的支持。 在选择驻屯地点上，忽必烈先把与蒙古风俗接近的突厥后裔居栖处回鹘（畏兀儿）当作首选地，但后来他听取了木华黎之孙霸突鲁的意见，决定打破游牧旧习，迁于幽燕一带。元宪宗六年（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卜地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建造北连朔漠、南控中原的开平城（今内蒙古正蓝旗），作为自己在漠南的固定驻所 [75]。
政治
•确立正统，采用汉法 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采纳了刘秉忠、许衡等人的建议，逐步实行了“汉法”，基本上沿袭了金、宋的旧制，但同时也对蒙古“旧俗”进行改造。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忽必烈鉴于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于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发布《建国号诏》，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以“大元”为国号。 [77]在建元表岁、建立国号的同时，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等人的建议，适应统治地区南移的特点，将金朝的中都改名为大都，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式迁都于此地。 忽必烈根据汉族谋臣的建议，采用了唐、宋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发展。元朝中央的统治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由太子任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等，下辖六部。这是对金朝尚书省的沿续和改造。元初的中书省、尚书省曾一度并存，尚书省专管财赋，不久并入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沿宋、金旧制，设枢密院，负责全国军务。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没有专门设置总领全军的机构，蒙古的军队由大汗和宗王各自统领，由怯薛协助处理军务。枢密院的设置，标志着元朝军事制度的逐步完善。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为纠正“任职者多非其材，政事废弛”的现状，根据汉臣张雄飞、西夏儒臣高智耀的建议，在中央设立御史台，“为天子耳目”，负责“纠察百官善恶”，谏言“政治得失”。 此外，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原传统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将前代的翰林院、国史院合并为翰林兼国史院，提高级别、扩大规模，给翰林兼国史院赋予修史、著史以外的更多的职能。而另立蒙古翰林院，专门典理蒙古文书制造，间亦协助翰林兼国史院的工作。 经忽必烈的以上举措，元朝的国家政治制度在他在位时期基本得以确定。 •建置行省，加强中央集权 主词条：行省制 元朝的地方行政机构继承金制，并加以改造。金朝尚书省臣前往地方统领军政，称“行尚书省事”。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派遣中书省臣赴地方执政，作为朝廷中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称“行中书省事” 。以后“行中书省”就变成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名称，又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简称行省或省。忽必烈所设置的行省主要有：江淮（江浙）、江西、湖广、云南、四川、陕西、甘肃、辽阳、河南九行省。行省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奠定了明清以来直到现当代省制的规模。 [116] 元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设有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或都元帅府，其下设万户府、千户府等。乌斯藏地区由中央的宣政院直接管理（宣政院还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同时设立了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澎湖和台湾。但在北方和东北地区，忽必烈仍承认蒙古诸王的权利，中原各地的贵族食邑也可以照样世袭。蒙古原来的斡耳朵制、怯薛制和投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来。由此出现了诸王、封君和行省并立的局面。 •选用贤能，惩治贪污
经济
•鼓励农业发展，重视水利建设 蒙古人南下后，草原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冲击了先进的生产区域，社会经济出现暂时的破坏和衰退。忽必烈即位后，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 [130]，因此开始实行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他设立司农司、劝农司和营田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并令人编辑《农桑辑要》颁行全国，以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忽必烈不仅在中央和各路设立了专门负责农业生产的机关，而且专门派出了督促农业生产的官员，还责成各级官吏、各有关部门甚至包括提刑按察司都要过问农业，并把农业生产好坏作为官吏升降的主要标准。为了达到开发土地、增加户口的目的 ，忽必烈还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大力禁止蒙古军队的掠夺、屠杀及其它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 [131]。以上这些措施使全国的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得到缓慢的发展，即使因战争严重破坏的中原地区的农业也有了逐步恢复，户口得到增长。王磐在《农桑辑要·原序》中赞道：“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50]《元史·食货志》则称：“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 对于屡经战火涂炭的襄、郢、东西淮之地，忽必烈以免税优惠吸引鼓励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时在两淮地区经营屯田。时人称“屯田之利，无过两淮”，使农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江南经济则基本维持了南宋时期的水平。忽必烈时，政府在江南推广棉花种植，收效甚大。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漠南支援的情况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117]，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发展；南诏以来流行于该地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的封建汉文化靠拢。漠北地区的富实繁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甚。 为了备荒救济，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他还组织了公众救济，将稻米和玉米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中统元年（1260年）的诏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至元八年（1271年）的又一道法令曾号召建医院。 在戎马倥偬之际，忽必烈还不忘水利建设。中统三年（1262年），他命郭守敬开玉泉水通漕运；王允中开漳、澄、洋等河，灌溉农田，改造水利。之后又命郭守敬巡视原西夏地区的河渠，准备对河西水利进行整治。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都实考察黄河源头，并发动肃州等地军民凿渠灌田。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凿海道运粮。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下诏开凿会通河。 [50]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经郭守敬建议，忽必烈又开凿了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自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开通，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大都与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联系。 •发展商业，推广钞币 元初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商业贸易的发达。忽必烈虽继承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农桑为本”的重农政策，但却实行了保护、发展商业的方法。 忽必烈掌权时，明确规定不准进行掠夺和屠杀，面对着接连不断的战争以及迫切需要恢复的各项事业，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只靠农业税收难于支持，因此发展商业、信用商人成为忽必烈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元朝政府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和各级政府的官吏。如花剌子模商人阿合马、畏兀儿商人桑哥以及汉人卢世荣，先后以理财之能爬上高位。在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利用这些人理财经商，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元朝积聚财富，支持了忽必烈的征服战争，解决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同时却得罪了其他官僚和汉族地主阶级。忽必烈为了解决实际困难，信用商人，又屈服于汉人地主阶级和汉化较深的蒙古贵族的压力，处罚商人。 同时，元廷直接派人经营多种官营商业，实行政府专卖，垄断专利，而且蒙古贵族也多与商人相结合从事各种商业活动或进行高利贷剥削。因此元朝的商业、交通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比较发达。 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中的忽必烈 忽必烈在位时，大力推广“钞”（即纸币），并将之引入流通领域，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早在中统元年（1260年），他便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史称中统钞，各地通用，可用于交纳赋税。同时在各地设置平准行用库，拨付白银作钱本，即发行准备，用以调剂物价，推行钞法。中统钞虽以文、贯为单位，但其发行准备是白银，1贯中统钞值白银1两。这就意味着货币向银本位方向过渡。中统钞有白银作十足保证，发行量又不大（至元十年，即1273年以前，每年不超过十万锭），政府又随时用银收回旧钞，所以在颁行之初，钞值稳定，行用十七八年，也没有发生货币贬值的现象。 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收兑江南流通的关子、会子，禁用铜钱，中统钞也由木版印刷改为铜版印刷，以统一全国纸币。但随着发行的额大增，其购买力则开始不稳定，此后即一再贬值。统一后的元朝继续使用纸币，并整顿钞法，规定了金银的收兑价格。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 总的来说，元朝初年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纸币管理制度，对纸币的发行与流通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它比宋朝的“称提之术”要明确细致得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纸币条例。 [113]元代大规模地长期实行钞法，在商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建设站赤，中外交通
军事
•对其他国家/政权主要战争 忽必烈在位期间，对其他国家和政权的战争频繁。他的战略目标，是欲令这些国家臣服于元，重振蒙古三次西征的雄风，但结果大都是损兵折将，遭到失败。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 [101]） •军制改革
元代
郝经：“今主上应期开运，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为诸王推戴。稽诸气数，观其德度，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 [14]（《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马可·波罗将忽必烈尊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称赞忽必烈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认为这是“彼实有权被此名”。 王恽：“洪惟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谋果断。爰从潜邸，有志斯民，植根干而佐理皇纲，聘耆德而讲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驾长江，过化存神，有征无战。迨其龙飞滦水，鼎定大都，革弊政以维新，扩同仁而一视。规模宏远，朝野清明。内则肇建宗祧，创设台省，修举政令，登崇俊良；外则整治师徒，申严边将，布扬威德，柔服蛮荒。加以圣无不通，明靡不烛，守之以勤俭朴素，养之以慈惠雍和。收揽权纲，综核名实，赏罚公而不滥，号令出以惟行。万汇连茹，群雄入彀，削平下土，统正中邦。慕义向风，声教实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职贡无遐迩之殊。方且开学校而劝农桑，考制度而兴礼乐。国号体乾坤之统，书画焕奎壁之文。罄所有而酬战功，不待计而救民乏。听言择善，明德缓刑。钦福锡民，遇灾知惧。得《洪范》惟皇之理，过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时和岁丰，民安吏职。盖帝德克周于广运，故至公均被以无方。可谓文致太平，武定乱略，继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 [15]（《进呈世祖皇帝实录表》） 高丽人李齐贤：“世祖既一四海，登用儒雅，宪章文物，皆复中华之旧。”
明代
宋濂（主编）： •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 [130]（均引自《元史》） 朱元璋出于种种原因，对忽必烈多有夸赞： •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宽恤爱人，亦可谓有仁心矣。 [16]（《明太祖宝训》引） •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17]（《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引） •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18]（《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引） •朕观元世祖在位，躬行俭朴，遂成一统之业。 [140]（《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引） 朱棣：“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严整，甲兵强盛，天下宁谧。” [141]（《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引） 朱瞻基：“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混一区宇，以成帝业。” [142]（《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引） 孙承恩：“雄武以断，聪明而仁。扶舆间气，笃生此人。驱策贤豪，振扬武烈。继统中华，式钦大业。” 姚涞：蒙鞑继兴，有所谓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聪）、石（勒），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伦，变我礼乐，而万古帝王之中国始尽胥而为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既归款矣，而使为僧尼于吐蕃；诸帝后之陵寝既丘墟矣，而发其遗骸以杂诸牛马之骨。夷德之无礼，一至于此。其为中国之大仇耻，岂直如前代而已乎？……彼元世祖者，于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国何赖焉？而顾跻之帝王之列乎？ [143]（礼部对此的意见是“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贤，其一代之治有足称者，所谓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亦《春秋》与善之法。且自古帝王常优崇胜国，以昭忠厚，太祖神谋睿断，必有见于此，故载在祀典，百余年于兹矣。宜遵旧制，庙祀如故”，明世宗听从礼部意见 [144]，但十四年后将忽必烈从历代帝王庙黜祀。参见“后世纪念-祠庙”） 张溥： •天道恶盈，国君戒战。杨广、忽必烈处势之极，忘兵之凶，知胜而不知败，能进而不能退，志穷欲满，鬼神来瞷。建号夷夏，而取侮一隅；威行天壤，而毒生蠭虿。尧戒蹪蛭，盖谓此耳。然杨广不悟平壤，再衅雁门，东都纵淫，头颈不保。元世祖出师屡北，惕于刘宣之言，即下诏罢征，国以永宁。治乱翻复，惟辨君心。不远之复，乌容忽也！ •世祖至元十七年混一天下，十九年而戮阿合马尸，二十二年而诛卢世荣，二十八年而诛桑哥，三凶速殄，中外鼓舞，朝廷神武，赫焉可观。然究其始用，莫非以利动也……以创业之君，经营夷夏，有贼在侧，久而不察，彼日而微，何汶汶也！……简核繁苦，不顾淫刑，世祖于利直性好之，非以国势为缓急也……凡至元一统之年，皆小人聚敛之日，古来人君好利，未有过于元世祖者也。
清代
爱新觉罗·弘历：“夫汉、唐以来，古稀天子才得六，六之中，至八旬者才得三（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称贤，其二则予所鄙也，即元世祖亦未如予之五代同堂。” [148]（《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引） 萨冈彻辰：（忽必烈）施行十善法政，平定天下，为广袤世界带来了和平幸福。因此，“转千金轮斫迦罗伐刺底·薛禅皇帝”之名远扬四方（“斫迦罗伐刺底”或含“世界共主”之义；“薛禅”义为贤明；“转千金法轮”即佛教教义中所说的最有势力的帝王在世时便有瑞轮出现，凭借瑞轮的旋转威服一切，故称“转轮王”）。 [94]（《蒙古源流》） 邵远平：“遂辟雄图，混一中外；德威所指，无远弗届；建号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败；英明克断，用无祗悔。” [19]（《元史类编》） 毕沅：“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区宇，扩前古所未有。惟以亟于财用，中间为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纲陈纪，殷然欲被以文德，规模亦已弘远矣。” [20]（《续资治通鉴》） 魏源：“元之初入中国，震荡飘突，惟以杀伐攻虏为事，不知法度纪纲为何物，其去突厥、回纥者无几。及世祖兴，始延揽姚枢、窦默、刘秉忠、许衡之徒，以汉法治中夏，变夷为华，立纲陈纪，遂乃并吞东南，中外一统。加以享国长久，垂统创业，轶辽、金而媲汉、唐，赫矣哉。且其天性宽宏，包帡无外。阿里不哥及海都、笃哇诸王，皆亲犯乘舆。对垒血战，力屈势穷，一朝归命，则皆以太祖子孙，大朝会于上都，恩礼宴赉如初。当南北锋焰血战之余，或离间以侍郎张天悦通宋而不信。敕南儒被掠卖为奴者，官赎为民。所获宋商、宋谍私入境者，皆纵遣之而不诛。置榷场于樊城，通宋互市，弛沿边军器之禁。其长驾远驭如是。宋幼主母子至通州，命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赴上都。除弘吉剌皇后厚待之事别详《皇后传》外，其母子在江南庄田，听为世业。其后文宗时市故全太后田为大承天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翔龙寺永业，直至顺帝末，始夺和尚赵完普之田归官，直与元相终始。宋之宗室如福王与芮等，随宋主来归，授平原郡公，其家赀在江南者，取至京赐之。此外宗室多类此。即奸民冒称赵氏作乱者，从不以累及宋后，其优礼亡国也如是。思创业艰难，移漠北和林青草丛植殿隅，俾后世无忘草地。又留所御裘带于大安阁以示子孙。武宗至大中尝诣阁中发故箧阅之，则皆大练之服。西域贾胡屡献牙忽大珠，价值数万而不受。宫闱肃穆，无艳宠奇闻。至元八年，平滦路昌黎县民生男，夜中有光，或奏请除之，帝曰：“何幸天生一好人，奈何反生妒忌。”命有司加恩养。伯颜伐宋，谆谆命以曹彬取江南不戮一人为法。其俭慈也又如是，非命世天纵而何？惟功利之习不能自胜于中，故日本、爪哇之师远覆于海岛，王、阿、桑、卢掊克之臣相仍于覆辙，盖质有余而学不足欤。” [21]（《元史新编》）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22]（《国朝先正事略·序》） 曾廉：“世祖崇儒重道，而特进言利之臣，三进三乱而讫不悟，岂非其明有所蔽耶？然其不欲剥民亦审矣。殆以为自我作则，将上下均足，堪为后世经制也。呜呼！以世祖之仁，乘开国之运，而言利之弊，若此，然则利其有可言者耶？至其任中书枢密而重台纲，法纪立矣。国治民安是在知人哉。” [124]（《元书》）
名字由来
忽必烈，在拉丁化蒙古文中为Oubilai。在蒙古语中，qubi意为“份子”，qubila为动词“分配”。蒙古习俗，常以新生儿所遇重要的人、物、事件取名，而忽必烈出生时（元太祖十年，1215年），正逢成吉思汗攻取金中都之际。成吉思汗命汪古儿等尽取金都府库财物，“每留一份为成吉思皇帝献，余则敷俵有差”。此次收获，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是最丰盛的一次，其“俵分”自是一大盛事，忽必烈适生其时，故而由此取名。
会晤八思巴
元宪宗三年（1253年）四月到八月之间，忽必烈在南征途中到达六盘山一带，邀请八思巴前来会面。 [126]忽必烈先是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要派人去吐蕃摊派兵差、收取珍宝。八思巴听后连忙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困，请不要摊派兵差。”他再三陈请，忽必烈充耳不闻，八思巴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忽必烈的正妻察必对忽必烈说，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识功德方面强许多倍，应该将他留下。于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谈，问他：“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说：“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历史，就问：“吐蕃何时有王？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之言。”八思巴就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后又与汉地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即唐蕃交战及文成公主入藏事），说佛书虽然不载，但有文书记载，查阅便知。忽必烈翻看汉地史籍，发现这些在《唐书》里都有记载。此后八思巴又说了些典故，经验证都是真的，于是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请求他传授喜金刚灌顶（藏传佛教重要仪轨之一）。但八思巴又提出一个条件：“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忽必烈难以接受，这时察必又出来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就这样，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奠定了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基础。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 [132]二人的关系自此愈发紧密。
世祖定刑
据说，忽必烈制定刑律时，有笞、杖、徒、流、绞五个等级。笞、杖罪定下来后，忽必烈解释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笞一百下的，他也只打九十七；杖刑也一样。有人评价说：“此虽仁心，亦近于戏。”
祠庙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在各地分祀历代帝王三十五人，不久后又增祀忽必烈于顺天府。洪武六年（1373年），明廷兴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在正殿五室中各祀历代帝王十七人，其中忽必烈与汉高祖刘邦、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一同被供奉于西一室。至嘉靖二十四年（1541年），因蒙古入侵、边患日深 [128]，明世宗采纳礼官陈棐建议，罢祀忽必烈。 [46]清朝建立后，恢复历代帝王庙中对忽必烈的祀典。 1986年，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白阁村村民修复关圣宫，将其改为三圣宫，供奉成吉思汗、蒙哥与忽必烈。 2015年9月23日，位于内蒙古正蓝旗上都镇的元世祖祭祀宫正式开馆。
广场
2004年，为表对忽必烈的纪念，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开建“忽必烈广场”。2007年竣工。
纪念币、邮票
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杰出历史人物纪念币（第六组）”，其中一枚银币即是纪念忽必烈的。 蒙古国曾多次发行以忽必烈为主题的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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