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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9日 · 陳寅恪 （讀作 陳 寅 ㄧㄣˊ 恪 ㄑㄩㄝㄑˋ [1] ，也有讀作 陳 寅 ㄧㄣˊ 恪 ㄎㄜˋ [2] ）（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字 鶴壽 ， 江西省 南昌府 義寧州 （今 江西省 修水縣 ）人，生於 湖南 長沙 ， 中國 現代 歷史學家 、 古典文學 研究家、 東方 ...
陳寅恪是為其父陳三立繼室俞明詩所生的第二子，陳氏門堂三代世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 祖母黃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為家族字辈），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輩稱其六叔 [4] 。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江西省義寧縣（今九江市修水縣）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陳寶箴之孫、陳三立次子。陳寅恪自少受家學薰陶，廣泛閲讀經史。
2024年5月19日 · 陈寅恪 （读作 陈 寅 （ yín ） 恪 （ què ） [1] ，也有读作 陈 寅 （ yín ） 恪 （ kè ） [2] ）（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字 鹤寿 ， 江西省 南昌府 义宁州 （今 江西省 修水县 ）人，生于 湖南 长沙 ， 中国 现代 历史学家 、 古典文学 研究家、 东方 ...
- 概览
- 人物生平
- 主要影响
- 历史评价
- 轶事典故
- 人际关系
- 主要作品
- 后世纪念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 江西省义宁县（今九江市修水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陈宝箴之孙、陈三立次子。 陈寅恪自少受家学熏陶，广泛阅读经史。 早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学校学习各种语言文字学。1926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等职。1969年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
世家子弟
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省长沙府（今长沙市）。他出生时，祖母黄氏因其生值寅年，故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父亲为陈三立，母亲为俞明诗，均通晓诗文。陈寅恪曾自述生时“先祖拟以鹤寿字余”，但“此字未曾使用”。 陈寅恪的祖上原居福建上杭，属于客家系统，到六世祖陈腾远才由闽入赣，定居当时的义宁州竹里（今属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 学者因陈寅恪的籍贯而称其为“义宁先生”。 陈寅恪出身世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兄长陈衡恪（陈师曾）都是当时的名士 。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当时，他对《说文解字》及高邮王氏父子之学，极用苦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陈宝箴去世，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陈寅恪在其中学习，“终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留学海外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在假期归国时，又与兄陈隆恪一同考取官费留日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疗养，次年插班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宣统元年（1909年）夏，陈寅恪自复旦公学毕业。秋，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宣统三年（1911年）秋，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民国元年（1912年）春，因资费不足，由瑞士暂时归国。次年（1913年）春赴法，就读巴黎政治学院 。 民国三年（1914年）春，江西省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回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允诺补助其江西省留学官费。民国四年（1915年）春，至北京，曾短期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秘书。次年（1916年），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陈三立旧交）延聘陈寅恪至湘，供职于湖南交涉使署。在此期间写有《琐窗寒》《破阵子》《浣溪沙》三词，发表在《东方杂志》。 民国六年（1917年）冬，陈寅恪经由上海赴美，入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二年。民国十年（1921年）秋，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江西省教育厅官费一时停寄，此数年间，陈寅恪在德生活至为艰苦。
执教清华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北京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四大导师”（一作“四大教授”，“导师”中还有加上李济的情况） 。陈寅恪因为经济拮据，先预支了清华薪金，才由德国归国。归后，他因父病暨母兄葬事请假一年，第二年秋始到清华任教。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 二人育有三女。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陈寅恪在所撰“王观堂先生（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如“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在此期间，陈寅恪注意研究佛经之译本，并以高丽藏本校梁慧皎《高僧传》。 还曾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历史学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寅恪早期治学范围为西北史地之学，以古代东方语文为轴心，在蒙古史、佛经、敦煌学等领域开拓进取。他曾在东方学最发达的欧美诸国特别是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多年，攻读中亚、南亚、东北亚古代部族的语文。1926年他从德国归来后至1931年，撰文二十余篇，所论者主要是蒙元史、敦煌佛经等。这批当时学者难以企及的精心之作，给陈寅恪带来了极大的学术声誉，奠定了他在1940年代之前中国东方学首席的不移之位。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魏晋南北朝史 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曾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即中古）之学” 。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陈寅恪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该书虽非陈寅恪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史 陈寅恪研究中古，以唐史为重点。据吴宓回忆：“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 隋唐两朝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极盛时代。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陈寅恪有鉴于此，于20世纪40年代初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入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中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书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明清史 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明末清初女诗人柳如是的生平，精辟地诠释了钱谦益、柳如是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谦益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他为二人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论史的典范。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他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 蒙元史 陈寅恪为研究蒙元史，曾殚精竭虑收藏这方面的珍贵资料。在这一领域，他首先发表了《元代汉人译名考》一文。此文所用资料丰富广泛，在蒙古、波斯等文字原材料之外，还采用多种汉语文献，吸纳了钱大昕以来的研究成果。之后，他一鼓作气，发表了《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四篇研究《蒙古源流》的系列文章。其共同的起点是同源异流版本的互校、比勘，以蒙文原本为主，用藏译、满译和汉译的异本予以参校。 这四篇文章中，以《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价值最大。《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鄂尔多斯贵族萨冈彻辰所著的蒙古史书，陈寅恪对这部史书用功颇深。这篇文章从《大藏经》中考证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金太子所著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校勘、考订该书的东方诸文种译本，依据对汉、藏、蒙文献的比较研究，第一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都取之于八思巴的《彰所知论》，《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这一研究结论对此后的蒙元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陈寅恪的蒙元史研究成果，成为中国蒙元史研究进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新时期的标志，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敦煌学 “敦煌学”这一名词，是陈寅恪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首先提出的。他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他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方法有三：1、以敦煌经卷证史，用敦煌资料释诗；2、运用史书记载来解决敦煌资料中提出的问题，以史解经，以史考诗；3、将佛经典籍与变文故事、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中国文学的源流变化。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虽然没有倾力于敦煌学，但是却在敦煌学资料的抢救、整理、敦煌学的确立及发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敦煌学终于成为21世纪的“显学”。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试图将其同世界范围内的东方学、汉学和东洋学接轨，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但有的研究者在肯定其成就的基础上也指出：“他对假说采取保守甚至排斥的态度，否定假说与材料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是一种学术认知上的缺失。” 藏学 藏学作为一门学问研究，陈寅恪是开拓者之一。民国十六年（1927年），他在《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一文中提出西藏人法成是唐代吐沙蕃门，为吐蕃译经圣人，与唐代声名显赫的玄奘同是沟通东西学术之人，澄清了在唐代佛教史上颇有意义的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份。 陈寅恪还积极促进当时国内对于藏文书籍文献的保护和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存有陈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录》，除此之外，还曾在流亡云南蒙自时期撰写《蒙古源流注》，该书稿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另又花费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经的梵、藏、汉译本之异同得失而撰写《校记》。可惜资料及文稿均毁佚于战火。 陈寅恪的藏学研究，对后来学者从事民族史、边疆史工作有三点启示：1、重视语文材料；2、重视当地史料；3、重视对汉文史料的辨析。 在《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中，陈寅恪的考论综合藏文、蒙文、满文、德文、拉丁文资料，并结合汉文史籍及《唐蕃会盟碑》，考证《源流》中“达尔玛持松垒”即朗达尔玛与可黎可足（即敦煌写本中的乞里提足，亦即《新唐书·吐蕃传》之彝泰赞普）的合称，发千载之覆，受到傅斯年等学者的力捧。1952年，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在《吐蕃僧诤记》中考证《唐蕃会盟碑》与吐蕃赞普名号时，大量征引了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认同他将乞里提足比定为彝泰赞普的观点。 陈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学者有多人，如李方桂于解放前赴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有《马重英考》等多篇论文。而受陈寅恪的影响，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张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学生，如吴其昌、姚薇元、刘盼遂、刘铭恕兄弟、林亮等人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学研究。 突厥学 陈寅恪对中国突厥学的直接贡献，不在于译释突厥碑，而是对突厥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唐朝与突厥汗国的政治关系史的研究。他摒弃了把突厥史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并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对唐朝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突厥籍和突厥化蕃将，陈寅恪既揭示其社会基础的演变，又论证了骑射技术和部落组织是蕃将特有的使用价值。
考据学
陈寅恪与王国维、陈垣等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新考据学派”。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 陈寅恪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他有些考据过于繁复冗长，这又是他的不足。
宗教学
陈寅恪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陈门家学有浓厚的佛学气氛，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就学于佛学家杨仁山的祗洹精舍，潜心修佛。长兄陈衡恪自幼经受佛学薰习，且擅佛画。 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叙：陈寅恪少时曾泛览祖父所藏“浩如烟海”的古籍佛典。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20世纪30、40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陈寅恪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他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
傅斯年：
•①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②我的朋友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钱大昕），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千种，尤精梵藏经典。
梁启超：“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吴宓：
•①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②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 •③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胡适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里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
四不讲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来听他的课。
考试怪题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系主任刘文典约请陈寅恪为国文考试代拟试题。当时陈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就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题为“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 这次考试，结果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一人。答“祖冲之”者，也视为符合要求，因“祖”“孙”尚可成对。还有一考生对以“王引之”，对得也不错。考卷中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陈寅恪对于用“对对子”形式为考题，提出四条理由：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陈寅恪的解释文章一经发表，这场“风波”即告平息。
夫妻情深
陈寅恪自幼即体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所以直到中年仍未婚娶。其时，其父陈三立年逾古稀，见儿子婚姻还无着落，十分着急，甚至催促道：“你再不娶，老父就要做主包办婚姻了！”陈寅恪请求宽以时日。一日，同事间闲聊中偶然提到女教师唐筼家中悬一条幅，署名“南注生”，大家都不解其来由。陈寅恪的舅舅俞明震乃清代学者，曾与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共事。陈寅恪读过唐景崧的《请缨日记》，了解唐氏的家世，知晓唐景崧别号“南注生”，再加上时间的推算，因而推断唐筼是唐景崧的孙女。此后，陈寅恪便与唐筼结识了。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二人喜结连理。 陈寅恪与唐筼婚后40余年，感情诚笃纯真。唐筼长于吟咏，且书法亦佳，一直以“诗弟子”自居，夫妇时相唱和，饶有情趣，尤其是两相离别时，书信往来，经常以诗作互倾思念。 唐筼在大女儿出生时，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此后几十年，病体支离的她，以孱弱的肩撑起家的重担。1962年陈寅恪摔断股骨之后，长年卧床。当时，中山大学为他配备了三位护士进行护理。“文革”开始后，护士离去。起初，唐筼出资聘一位护士护理，后来银行存款冻结，护理费开不出，护士也不愿再做，唐筼就拖着病体，竭尽全力自己护理。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陈寅恪所有的“声明”“抗议书”，乃至“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的手笔，陈寅恪内心的痛苦、忧愤，唐筼感受得最深切，也最剜心透骨。陈寅恪病逝后，唐筼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不久后也离开了人世。
友人
陈寅恪一生交往甚多，但能真正成为他的至交、相知、来往比较密切者，主要有王国维、吴宓、冼玉清、许地山、陈垣、胡适、赵元任、梁启超及傅斯年等人。其中他结交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感情最深的朋友是吴宓。二人从1919年初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相识，到晚年天各一方，仍通过书信往来彼此关心。
学生
陈寅恪的学生有季羡林 、蒋天枢 、汪篯 、程曦 、杨联陞 、刘桂生 、万绳楠 、周一良 等人。而唐长孺、牟润孙和缪钺等人则被认为是“并非陈先生的学生而又深受其学术影响的学者” 。
陈寅恪的著作，在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为《陈寅恪文集》出版（2019年该社重新推出《陈寅恪文集（纪念版）》）。文集分7卷，分别为：《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其具体内容及写作年代分见下表。
此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亦整理有《陈寅恪集》（13种14册，2009年），译林出版社有《陈寅恪合集》（9种10册，2020年） 。
墓地
主词条：陈寅恪墓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陈寅恪的遗骨。直到2003年，他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由画家黄永玉镌刻陈寅恪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故居
陈寅恪故居位于位于广东省中山大学校区东南区1号。陈寅恪晚年曾在此居住长达16年，1969年后其家被迫搬出。几经变迁后，该楼逐渐陈旧。2007年，中山大学着手该楼的修缮工作，准备在此建立“陈寅恪故居陈列馆”。2009年10月7日，在陈寅恪逝世40周年纪念日，陈列馆完成修缮，大厅内陈列着陈寅恪手拄拐杖傲视前方的半身塑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题写了“陈寅恪故居”的门匾。
其他人也問了
陳寅恪是誰?
陳寅恪為何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陳寅恪如何看書?
陳寅恪是什麼樣的專業史學家?
2017年2月21日 · 陳寅恪將書分為三類：最低限度的讀物、進一步學習的讀物、深入研究的讀物。. 三類書中他尤其強調第一類。. 陳寅恪認為第一類是必讀書，從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識。. 譬如，他認為，無論一個人的愛憎好惡如何，《詩經》、《尚書》乃人人必讀 ...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 江西 修水 人。. 中國現代集 歷史學家 、古典文學研究家、 語言學家 、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 葉企孫 、 潘光旦 、 梅貽琦 一起被列為 清華大學 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與 呂思勉 、 陳垣 、 錢穆 並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