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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ēn guàn zhī zhì ]

    唐太宗统治下的治世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任用贤能,知人善任;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其词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的人口有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户口仅有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 [2],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分权行政

    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6]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 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在一些方面与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有相似之处。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帝王个人可能作出的不慎重的决定。

    君臣论治

    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选贤任能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太宗能不计前嫌,选用俊才。如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李建成另一旧部王珪,降将秦琼等也都得到重用,可谓人才济济。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攻灭东突厥汗国,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边,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契苾何力等率军攻打吐谷浑。次年闰四月初八,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湖东南)击败吐谷浑军。唐军分兵两路,李靖、李大亮、薛万均等率军向北,出吐谷浑之右,侯君集、李道宗率军向南,出吐谷浑之左。李靖的部下萨孤吴仁战于曼都山,斩杀吐谷浑名王。诸位唐朝将领在牛心堆、赤水源击败吐谷浑,俘获吐谷浑伏允的心膂之臣慕容孝隽,缴获杂畜数万。侯君集、李道宗在乌海击败吐谷浑,俘获名王梁屈葱。李靖在赤海大破吐谷浑天柱三部落,收杂畜二十万;李大亮又俘获吐谷浑名王20,杂畜五万,到达且末西境。吐谷浑伏允逃跑,薛万均指挥骑兵追击,击破吐谷浑余党。士卒缺水,刺马饮血。侯君集、李道宗率军在荒原行军两千里,当地在盛夏也会降霜,缺乏水与草,士糜冰,马秣雪,路过星宿川,到达柏海之上。执失思力击破吐谷浑车重。吐谷浑王伏允的儿子伏顺率全国投降于唐军,伏允自缢而死,吐谷浑归附于唐朝。伏顺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松赞干布率军击破党项、白兰羌、吐谷浑,进攻松州。韩威率领少见人员去侦察吐蕃军,被击败。唐太宗派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牛进达、刘兰为副,率军迎战吐蕃。唐军主力侯君集部还没出手,唐军先锋牛进达部已经打败了吐蕃军,松赞干布惧,退出党项、白兰羌、吐谷浑,遣使谢罪。派重臣禄东赞献金五千两、珍宝数百于唐朝,再次请求和亲。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亲,江夏郡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行子婿之礼、非常恭敬。返回吐蕃之后,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筑城、建立宫殿供文成公主居住。唐太宗征高句丽返回后,吐蕃松赞干布上书称臣于唐朝,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 。”松赞干布还接受唐朝的册封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麴文泰没想到唐军赶到,被吓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年),强盛时期的薛延陀汗国派20万军队南下,唐太宗派数万唐军迎战。后面的数万唐军还没赶到,李绩率领的3000唐军与3000唐朝下属突厥兵已经早诺真水与薛延陀军大战。3000突厥兵与薛延陀军交战,不胜,突厥兵撤走。薛延陀军与3000唐军交战,射伤了唐军的马,李勣指挥唐军执长槊攻打薛延陀军,薛延陀军溃败,薛万彻用数千唐军骑兵夺取了薛延陀军的马匹,薛延陀军失去马匹,不知所为,唐军大破薛延陀,俘获超过5万人,薛延陀的甲仗辎重也大量被唐军夺取,剩余的薛延陀人失去辎重难以抵抗大雪、十分之八被冻死。 [20-21]唐太宗对薛延陀的使者说“李勣率领的只有数千唐军骑兵,已经使你们狼狈到这种地步。回去告诉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 [22]唐太宗说:“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率领10万军队征讨高句丽。营州都督张俭击破高句丽军,斩首数千级。李勣等攻占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市),获二万馀口,粮十馀万石。张亮攻占卑沙城(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获男女八千口。李勣、李道宗又击败高句丽步骑4万,斩首千馀级。车驾渡过辽水,唐军李勣攻破辽东城(今辽阳市区辽阳老城东北隅),杀高句丽军1万多人,得胜兵万馀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唐军契苾何力击破高句丽军,斩首千馀级。 [24-29]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率领高句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与唐军发生大战。唐军打败高句丽、靺鞨兵,斩首二万馀级。延寿等将领率领剩余军队依山自固,唐军包围了他们。延寿、惠真率众投降于唐军。唐军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大量其他兵器。高句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都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 [30-31]唐军攻占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唐军斩首高句丽军四万多级,唐军死了接近二千人。 [32]唐军攻打安市城(今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营城子镇)时,因为“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所以唐太宗下令班师返回。唐军耀兵于安市城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 [33]之后,唐太宗派李绩、牛进达、李海岸攻打高句丽,也都取胜了。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王孝通,唐朝数学家兼天文学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代数方程解法的数学家。

    孙思邈,唐朝医学家,时人尊为药王,著有《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

    吕才,唐朝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全才。著有本土因明逻辑学著作。

    李淳风,唐朝数学家、天文学家,贞观七年(633年),李淳风通过改进传统浑仪,创造性在赤道环上增加了黄道环和白道环,研制出当时绝无仅有的“三重环”浑天仪,名为浑天黄道仪。贞观十五年(641年)撰研究浑天仪的《法象志》[5]。注释《算经十书》《推背图》《典章文物志》《秘阁录》《乙巳占》等书。指出《戊寅元历》的错误。又以刘焯的《皇极历》为据,编成《麟德历》。麟德二年(665年),改用李淳风的《麟德历》。

    《新唐书·志四十一》: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县的人口数字,翁俊雄著《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对其进行了详细加总,算出户3,003,202,口12,311,698。平均每户4口人。但是,该统计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旧唐书》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

    唐太宗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 [44]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

    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

    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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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素食主义者,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祖籍浙江省诸暨市。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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