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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小時前 ·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指出：先要成功吸引遊客來港，以上的問題才會成為問題；我們要集中精神處理的，是如何讓更多人來港。 然而，旅遊業能夠為一個城市帶來多大效益，是取決於城市的管理方式與政策，而非事後的補救措施。
2024年5月17日 · 香港經歷過前世的「東方明珠」光輝歲月，到了今生面對大變局，困難重重，以致光輝褪色。香港現時需探討及找出的，是在當前形勢下重新發展之道，即在繼續努力採取短期措施改善經濟民生問題之外，還要有較宏觀和策略性的新思維：如何在堅持「一國」的大前提下，能較有效地維護、發揮 ...
2024年1月2日 · 雖然廟街夜市舉行半個月錄得逾20萬人次，惟人次只是一個數字，活動是否有效帶動人流以增加商戶收入和周邊消費活動，才是真正的KPI。 到了2024年，政府對現行的施政策略，要做最基本的檢討和調整，尤其在公共財政壓力下，錢能不能花在一些只為了讓市民「開心」的措施上？
其他人也問了
自我和主觀有什麼區別?
什麼是「自我覺知」?
自由新鎮對你來說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各別相中有十煩惱,你知道嗎?
- 1970年代一位記者的「超前視角」
- 穿梭於東西方的混血兒
- 英國盡力避免港英「死期」
- 算不到「時辰到」那一刻
- 難民心態再次若隱若現
這樣的說話，如今看來平平無奇，但大家要知道此書首先發刊於1968年，再版發刊於1976年。1968年，香港剛剛經歷了「六七暴動」，時任總督戴麟趾（Sir David C. C. Trench）勉力維持了港英的管治，同時在彼岸的澳葡政府卻在1966年的「12．3」事件後威信盡失，國民黨在澳門的政治勢力亦徹底輸給共產黨，澳葡從此活在中共的影響力下。1976年前後，港英在時任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 MacLehose）的管治下推出各項影響深遠的改革：建設公共房屋、社會援助制度、推出九年免費教育、創立廉政公署、開發新市鎮等，香港的電子工業、商業和金融業亦大有發展，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當年，麥理浩尚未到訪北京，香港社會以至輿論普遍仍未深入意識到港英殖民管治於1997年的「大限」，更...
然而，這本書並不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要了解香港是如何被「借來」的，港英又曾經如何考量自己的「死期」，曾銳生（Steve Tsang）的一部著作《香港現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能提供堅實的分析材料。在1841年鴉片戰爭時，時任英國外相巴麥尊（Palmerston）曾經形容香港為「一塊搵間屋都難的荒島」（a barren island with hardly a house upon it）。的確，英國當年遠征大清的目標，絕不是一個香港島，而是其在「遠東」地區的商業發展——在英國約於1860年派遣駐華大使之前，香港總督同時是處理英國在華事務的最高級別官員。 由於香港自鴉片戰爭後成為靠近中國大陸的「境外」地區，於是不少在內地政治變動中失勢的官員、文人、...
香港，就在近代東西方交流史的機緣下成為一位「半唐番」的混血兒，成為西歐及世界各地的「大班」跟中國打交道時的「洋行買辦」。不過，這位穿梭於東西方世界的混血兒，也不是沒有察覺其歷史機遇也有「死期」。在1925至1930年出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便曾向英國提出向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爭取把「租借」回來的「新界」正式納入港英版圖。「新界」以及「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地帶，是清朝於1898年「租借」予英國99年。若不把這大片「租地」納入版圖，那在1997年租期屆滿後，難道港英便只剩下香港島和九龍半島？金文泰是盤算着要趁中國內亂頻頻、軍閥割據之時，為當時的港英解決「死期」的問題。不過英國並未接納金文泰的提案——倫敦當時研判認為，沒有一個中國中央政府會冒中華民族主義的大不...
不過千算萬算，總算不到「時辰到」的一刻，就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一書再版問世後的數年——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華會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讓香港前途問題成為社會話題，及後在1982至1984年22輪中英談判後，香港回歸塵埃落定。
回歸以來，香港在《中國憲法》及《基本法》的憲制下實行一國兩制，在中國主權下延續跟內地社會不同的生活方式。回歸之時，香港人大抵沒有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50年不變」的承諾視作「死期」，大家也視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我們的家。然而近來香港局勢劇變，港人移民他方的消息接踵傳來。在民心浮動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難民心態，又再次於香江的生活點滴中若隱若現。
2024年5月10日 · 一直以來，中國領導人與中央官員都強調香港的「獨特優勢」。特區政府的「香港品牌」網頁（註1）標榜香港為「亞洲國際都會」：「香港位處亞洲要衝，地理位置優越，擁有便利營商的政策，奉行簡單稅制及低稅率，匯聚世界頂尖人才，司法制度健全，透過航空和海上交通與全球緊密連接。獨特 ...
2024年3月26日 · 當中有些內容，或許超出了香港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權限，但前3項要素，對香港完全適用。 今年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在紀念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10周年的時候，應該認真思考，怎樣把這重要理論應用到香港的實踐，加深我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2024年2月15日 · 2024年2月15日星期四. 香港要重新思考「超級聯繫人」策略（下）（文：劉浩典） (09:00) 圖2之1. 新冠疫情迫使香港在與內地的聯繫及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之間做選擇；而不論正確與否，香港都優先考慮前者而非後者。 但由於中國大陸的新冠「清零」政策跟全球規範（global norms）和最佳實踐（愈來愈）不一致和不同步，香港愈趨發現自己被視為（和被標籤為）「只是另一個中國內地城市」。 超級聯繫人縮小了政策空間 降低國際性. 相比國家安全法更甚的是，「清零」政策對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聲譽，造成相當大的傷害；這也顯示了香港政府已變得多麼沒有適應能力（maladap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