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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5日 · 每一個智障人士的限制和能力都不同，給予智障人士的生活輔導，應針對個人的長處優勢、成長階段、及特殊需要，去設計「以人為本」（person-centered）的支援計劃，使其更能發展自助、自主、自決的能力 (AAMR, 2002) 。
2018年9月12日 · 粉嶺智障人士院舍的已婚中年男職員，涉嫌多番性侵已40歲但智商只得8歲的智障男子，包括被指與智障男肛交及口交，之後又要智障男為他作同樣行為。
常見的不良適應行為包括自傷行為 (self-injurious behavior)、刻板行為 (stereotyped behavior)、攻擊行為 (aggressive behavior) 及過度活躍行為 (hyperactive behavior)，而自傷行為及攻擊行為是最為家人和康復機構工作人員關注的。. 據多項調查 (如陳榮華，1990 年、Murphy et al., 1993 ...
2018年10月9日 · 智障男店員羅偉全今在九龍城法院被判囚9個月。 黃大仙一間小食店的智障男店員，招待11歲「為食」女生時，疑着女生合上眼後「嘟」起嘴挨近她，並涉企圖擁抱女生，又涉用錢誘另一名12歲女生與他性交，最終被捕。 30歲被告羅偉全今日 (9日)在九龍城法院，被裁定企圖非禮及為不道德目的唆使他人兩罪罪成，而一項普通襲擊罪則不成立，兩罪共判囚9個月。 律師求情指，被告智商僅等同7歲多的小孩，自控能力較遜，希望法庭考慮到被告並無實際接觸過受害人而從輕發落。 法庭判刑指，被告雖然有中度智障，但他有多次同類案底，事發前半年才放監，法庭對積犯需提高判刑以收阻嚇作用，並要反映公眾對此類案件的憎惡及反感。 案中兩名受害人為兒童亦屬於加刑因素，法庭有責任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故須判囚9個月。 最高瀏覽.
- 受害人涉智障人士 普遍定罪較難
- 傳聞證據應因應情況被法庭接納
- 明年初檢討 望能保障有需要人士
1993年，有聾啞智障女子涉嫌遭男同事性侵犯，在庭上接受盤問時受壓痛哭，法官無奈下令終止審訊，被告當庭釋放。事後，律政司訂立了17項協助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出庭措施，例如安排臨床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陪伴、讓他們以電視接駁在另一房間作供等，以減輕精神紊亂及弱智人士在作供時可能受到的創傷和壓力。 然而，這些措施還是無法解決智障受害人，難以清晰記得或表達事發過程這個關鍵問題。即是受害人能夠陳述案發情況，亦要承受辯方律師盤問的極大壓力。而在不影響公平審訊的原則下，通常盤問目標是要證人說出前後矛盾的供詞，以減低供詞的可信性，俗稱「chok散」證人。其實無論是在香港或外地，當罪案受害人是弱智人士，定罪難度必然較一般情況更高，定罪率亦相應偏低。不少聲音認為，法律要求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受害人亦要上庭接受盤...
無可否認，豁免智障人士在庭上作供，涉及的法律改革比增加輔助措施複雜得多，因為前者需要改變重大的法律原則，例如普通法傳統定下的證據原則。簡單來說，在一般情況下，受害人的證供在刑事案件中是關鍵和有力的證據，假如受害人不能出庭作證或接受盤問，控方則需依賴物證和其他證據作檢控，例如第三者從受害人口中聽到關於案件的描述。惟在普通法下，法官一般不會接納這些轉述的證據，因為親身經歷事實的人未能出庭，證供未經過質疑，法官無法評估涉事者的態度和舉動，致亦無法評估其可信程度。同理，當受害人因智力或精神問題無法上庭作證，而向其親人、社工及／或照顧者轉述案情，便可能是唯一的證供，即使把轉述過程錄影下來，法庭卻因傳聞證據的原則而不能接納。 其他普通法地區也察覺到，劃一地限制傳聞證據會造成不公平，故陸續放寛執行傳聞證據...
當案件涉及不能作供的智障受害人，而受害人在事發後有向親人訴說情況，法庭便可考慮運用酌情權，接納親人的轉述為證據，這樣可以減低控方單單因受害人不能上庭而「放生」被告的機會，平衡被告和受害人之間的權利。 針對「康橋之家」事件，筆者尊重律政司同事的專業判斷和檢控的獨立性，故不評論今次撤銷控罪的決定。然而這是一個契機，讓法律界展開改革傳聞證據的可行性，以免不法之徒恃仗不容易被控告或定罪，利用智障人士的弱點犯案。刑事檢控專員亦承諾律政司，會盡快就傳聞證據改革展開立法程序，並將於下年初前開始作諮詢。
不可以。若僱主因僱員是智障人士，而給予他／她較差待遇即屬違法。 在僱傭條款及條件方面，僱主應維持同工同酬的原則，換句話說，智障或非智障的僱員從事同類工作時，應獲得相同的薪酬。
自虐是指智障／精神復元人士損害自己的身心健康或安全，包括拒絕 接受基本生活需要（例如：絕食、露宿街頭等）或拒絕接受治療（例 如：牙科、精神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