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2020年8月31日 · 現時牽涉工傷的現行條例分別是《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當中列明僱主有責任確保僱員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違者可判處最高罰款50萬元及監禁六個月。 截至今年八月，違反相關法例的傳票定罪個案平均罰款為7,000多元，涉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的定罪個案平均罰款約35,000元，最低罰款額為3,000元；而去年平均罰款不足9,000元，個案中判得最重的罰款額也只是十萬元，為條例最高罰款額兩成。 即使法律寫了「監禁」，但翻查去年立法會文件，法例自生效至去年，64年來只有三宗個案被法庭判處緩刑，並沒有人被判即時入獄。 罰則落後欠阻嚇力 無效管制僱主. 從上述數字可見，即使有公司觸犯相關法例，多是以「罰款了事」，法例欠阻嚇力，而且罰款金額之少，也難以叫人正視工業意外及職業安全。
2017年5月19日 · 若僱傭雙方不服勞工部門的裁斷結果，最終才交由法庭審理。此外，新加坡與香港的情況類近，都是規定僱主須購買私人保險承擔僱員因工傷亡的賠償責任，同時勞工部門負責處理工傷賠償申請及評估工傷損害程度。即便如此，新加坡《工傷賠償法》賦予人力部
2021年2月22日 · 經歷近一年終獲勞工處判定情況屬工傷，僱主終需作出賠償。 惟芳姐只屬芸芸職場欺凌案件的冰山一角，能循現行條例討回公道的更是少之有少。 有勞工團體指出，現時《僱員補償條例》定義下的職業病不涵蓋精神疾病，當僱員遇到情緒或精神困擾，絕大部份因難以證明與其工作關係而未能成立為工傷，促請不論僱主及僱員亦應正視職場上產生的精神壓力問題。 清潔工芳姐於2018年起因屢受上司及同事針對留難而患上精神病，出現失眠、手震、生風癩等病症。 （魯嘉裕攝） 事主芳姐於一間公司任職清潔工十多年，過去一直相安無事，惟2018年時被公司要求改動上班時間，當時一名上司向她稱「因為你係清潔工人，就唔可以有平等待遇」，說話令芳姐感到詫異及難受。
2024年1月22日 · + 1. 中央補償制遙遙無期. 僱主沒有致力保障僱員安全，到悲劇發生後，也沒有為提供足夠賠償。 2022年5月，一名工人在油麻地一幢舊樓搭棚時墮斃，但由於僱主沒有為其購買勞工保險，加上僱主事後潛逃一年，死者家屬一直沒有獲得任何賠償。 至僱主落網後，雖被控「沒有為僱員投購有效的勞工保險」並且罪成，但只被判罰6,000元。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主最高刑罰是罰款10萬元以及監禁兩年；但勞工處表示，在2020年至2022年間，有關定罪傳票數目分別為 971 、974 及 1,015 張，而平均罰款也只有2,129元、2,301元及2,274元。 該名僱主另外被控三項涉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罪行，將於下月提堂聆訊。 事件暴露欠缺政府作為僱員補償保險承保人的缺失。
2016年2月29日 · 工業傷亡權益會去年接獲30多宗投訴，發現有律師樓或索償代理機構會在勞工處辦事處或醫院，向工傷僱員招手，訛稱不收取費用，為他們向僱主索償，然後故意延長法律工作，以收取昂貴律師費，當工傷僱員不滿並要求終止法律服務時，律師樓或索償代理便會律師費。 有個案被追討4萬多元，慘被瓜分3分之2賠償。 陳錦康（中）表示，有律師樓透過工傷工友，遊說其他工友接受法律服務，以減低事主戒心。 （何寶儀攝） 貨運工人李先生在2012年不慎被貨物壓倒，下半身活動能力受損，僱主當時未有報工傷。 李先生遂自行到勞工處呈報工傷，於門外卻遇到一名自稱「意外援助協會」的男義工，聲稱可為他找律師索償，李不疑有詐，便跟隨該義工到律師樓。
2017年5月27日 · 精神損傷、職業病亦屬工傷 除了以上所說的情況，勞工處表示僱員在遭遇意外後引致損傷，那不論是肢體損傷、器官功能損傷及精神損傷，只要有充足的資料證明是與意外有關，並會導致僱員暫時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那在計算僱員補償時均會考慮在內。
2019年5月10日 ·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員若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受傷或死亡，僱主須負起補償責任。 不過補償的前提是，僱員或僱主其中一方須提供證明僱傭關係的文件、直接僱主及總承判商的名稱和地址、開工及出糧記錄。 但謝先生表示，散工從來都是「有判頭叫開工就去」，當時亦只是以現金形式當日發放薪金，因此暫時未能提供合約證明證實其僱傭關係。 勞工處、法援署要求申訴對象. 工傷後，謝先生曾到勞工處尋求協助，謝指，處方曾替其去信惠康及宏輝物流有限公司，不過兩間公司都否認謝為其員工，後來謝獲勞工處轉介至法律援助署以民事訴訟程序進行申索，惟獲法援署指需要確認誰為僱主才能提出入稟訴訟，而謝無法查明僱主下，無法提出訴訟，拖延數個月，法援署最後遞交資料日期亦已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