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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前 · 袁世凱 （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 字 慰廷 、 慰庭 或 慰亭 ， 號 容庵 ，因出身 河南 項城 又被稱作 袁宮保 、 袁大炮 、 袁老四 、 袁大帥 、 袁項城 ，曾任 清朝 軍機大臣 、 內閣總理大臣 、中華民國第一任 大總統 、第二任 臨時大總統 、 中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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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án Shìkǎi
- ㄩㄢˊ ㄕˋ ㄎㄞˇ
在後世的敘述中，袁世凱一直是負面的形象。 大家聽到的關於袁世凱，好像只有竊國大盜、開倒車，這裡兩個貶義的詞彙。 那真實的袁世凱是什麼樣子呢？ 真的是完全負面的嗎？ 今天，我們就來聊腳袁世凱。 同時，通過對袁世凱的記敘，也來聊聊清末民初那段兒塵封的歷史。 🎵Music provided by 브금대통령 |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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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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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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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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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领袖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半岛，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原定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3月22日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撤销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 [1]、“窃国大盗” [2]，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少年时代
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是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他的生父是袁保中，为项城县的地主豪绅，捐了个同知官位。袁世凯系袁保中第四子，生母是袁保中之妾刘氏，他于1859年9月16日（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大清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袁世凯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世凯被其婶母牛氏（袁保庆之妻）抚养长大，他本人也在1864年过继给无子的袁保庆为后嗣。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后又随袁保庆宦游济南、扬州、南京诸地。在南京，袁世凯师从曲沼学习武艺，并“喜游览山水，复善骑射，课暇则策马登览清凉山、莫愁湖、太平湖诸胜迹”， [3]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1873年夏，袁保庆病死于南京任上，袁世凯扶柩回籍安葬，其后居住于陈州府淮阳县。1874年初，从叔袁保恒（袁甲三之子）见袁世凯游手好闲，命其赴北京家学“读书上进”。 [4]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对其管束甚严，袁世凯亦颇知自励，且有严师督导，数年间大有长进。是年底，袁保龄致函保恒说：世凯可堪造就，虽“文章尚不入门”，但已“竟是上中美材”了。 [5]1876年秋，袁保恒兄弟命袁世凯返回河南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成功。落榜后，袁世凯于同年10月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袁世凯在赈灾期间表现出相当强的办事能力，工作热心，颇有优异的表现。1878年，袁保恒感染瘟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1879年，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 [6]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他一怒之下把诗文付之一炬，忿然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袁世凯既两度名落孙山，又不愿留在乡间做土财主，因此开始考虑在外闯荡。当时袁世凯曾作诗《感事》一首以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诗被认为是他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志向。当时淮军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订兄弟之好” [7]，所以袁世凯打算投奔吴长庆。吴长庆为了报答袁保庆的恩情，此时也写信给袁世凯，“招其往学军旅”。 [8]因此袁世凯便于1881年10月前往山东登州投奔驻防当地的吴长庆。吴长庆幕府中囊括了张謇、周家禄等名士，袁世凯在他们的指导下砥砺磨练，纨绔之气逐渐消失，“谦抑自下，颇知向学”，并认为是“有造之士”，于是被破格任命为帮办营务处。 [7]袁世凯虽然一度对科举厌倦，但他仍不甘心，在吴长庆幕府中继续读书，准备功名，他曾在1882年3月对其三哥袁世廉写信说：“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 [9]，1882年（壬午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
总督朝鲜
主词条：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朝俄密约事件、中日甲午战争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兵变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10]，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 [11]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事大党”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平定了朝鲜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袁世凯因这一事件受到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同时也使日本人对袁世凯“憾之刺骨，百计排陷之” [12]，他的同僚吴兆有等亦颇为嫉妒，攻击袁世凯“妄开边衅”、“擅挪军款”。袁世凯遂于1885年初归国，赋闲在家，以避攻击。但是李鸿章决定重用袁世凯，命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同年11月又委派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 [13]，换言之即强化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由此袁世凯不可避免地在干涉朝鲜内政，甚至不止一次策划废黜朝鲜国王李熙。 [14]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比如1888年1月朝鲜国王李熙致函请求清廷撤袁世凯，随后朝鲜驻华官员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请求李鸿章换人。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 [15]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16]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虽然由于其年轻气盛而采取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动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7月22日抵达天津。袁世凯回国后，又于8月6日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馥转运粮械、收集溃卒等后勤事宜，至次年5月请假回籍省亲。在前线的这10个月间，通过目睹甲午战争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袁世凯萌生了用西法练兵的设想，他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 [17]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再加上他大力主张练兵，由此开始了小站练兵的新阶段。
创立新军
主词条：小站练兵、新建陆军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线负责后勤期间，便主张由他募兵并编练新式军队，但未被采纳，袁世凯颇为不满，曾抱怨说：“内赞人而不用我募兵，徒何益也？” [18]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掀起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浪潮，袁世凯亦是其中一员。1895年6月底，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折保荐袁世凯，于是光绪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凯入京觐见。袁世凯被光绪皇帝召见以后，又在8月底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充分体现出袁世凯的改革思想。其中袁世凯尤其重视练兵，他“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前程不可限量” [19]，不仅在给光绪帝的万言书中提出了12条西法练兵的主张，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 [20]他的主张得到光绪帝及朝廷大臣的支持，1895年12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奕訢、荣禄等王大臣联名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同日光绪帝予以批准，袁世凯正式入主天津小站，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从入京觐见到小站练兵这段期间，袁世凯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他加入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强学会，与康梁等维新派过从甚密，这也使维新派将他引以为同路人，为后来的戊戌告密事件埋下伏笔。 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称“新建陆军”，作为他小站练兵的兵源。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北洋新军亦逐渐成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使其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正如美国学者鲍威尔所说：“袁氏的军法虽严，他仍然为士兵所爱戴，这并非意外，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且按时发饷。再者，他向他们灌输了忠诚的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政治
袁世凯统治时期，在政治方面的主要举措有： •在二次革命后任命熊希龄组阁，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和各省省议会，废弃天坛宪草，组织“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于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将临时约法之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12月28日通过了修改后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可无限期连选连任，大总统继任者由现任大总统推荐3人，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于大总统府特设金匮石室密藏之，金匮钥匙由大总统掌管，石室钥匙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及国务卿分别秘藏，当选举大总统之日，由现任大总统开启后，将所提名单交由选举会选举。袁世凯通过《中华民国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确立了个人专制统治。 •在中央立法机构方面，根据约法会议制定的《立法院组织法》和《立法院议员选举法》（1914年10月27日由袁世凯公布），对立法院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十分苛刻的资格限制，如有勋劳于国家者，任高等官吏满1年以上者，硕学通儒，有商工实业资本1万元以上者，有1万元以上不动产者，八旗王公世职世爵，高等专门以上学校3年以上毕业者或任教员二年以上者等。但直到袁世凯去世，始终没有成立立法院。大总统的咨询机构——参政院于1914年6月20日成立（政治会议至此结束），出任参政的资格为：有勋劳于国家者、有法律政治之专门学识者、有行政之经验者、硕学通儒有经世著述者、富于实业之学识经验者。参政院由副总统黎元洪兼院长，汪大燮任副院长，参政70人概由袁圈定，主要由前清官僚、现任官吏以及需要安置的一些进步党人组成。由于立法院一直未成立，由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能。 •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约法》公布的当天，1914年5月1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由国务卿负责，承大总统之命赞襄政务。国务卿实为总统的幕僚长，只对总统负责，由徐世昌担任。徐世昌之下，政事堂设左右丞以“赞助国务卿，与闻政务”，左丞为杨士琦，右丞为钱能训。各部直隶大总统，为政务之执行机构。袁世凯又“本九品官人之法”，于7月28日发布《文官官秩令》，将文官分为上、中、少卿，上、中、少大夫，上、中、下士三等九秩，分别对应特任、委任、荐任级官吏。 •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为避免地方权力过大及省长民选对其统治的威胁，袁世凯于1912年10月决定在地方行政机构采用省、道、县三级制，在省与县间加设道，废除原有的府、州、厅制，开始改道试行工作。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地方行政机构改革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公布省、道、县官制，实行地方行政机构改革。根据此项改革，省下设道，道下再辖县，成为三级行政体制。地方行政官吏的设置为，省设巡按使，道设道尹，县设知事；巡按使管辖省级民政及巡防警备，监督省级财政及司法行政，由中央政府任命，实行军民分治，都督不得兼巡按使；道尹亦由中央政府任命，职权较为广泛，并可呈请任免县知事；县知事综理县务，其任命分考试与保荐，考试资格为曾任、简任或荐任官职满三年以上者及在国内外专门以上学校学习法律、政治、经济学三年以上并有文凭者。据统计，1914年的3次考试共录取1921人，保荐免试300余人，但全国县数不过2000有余，非有县官出缺不能递补，因此被录取者往往不能及时分发补缺，所谓录取也不过名义而已。
经济
•发展工商业 袁世凯认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他先后邀请民族工商业巨头张謇、周学熙入阁，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法规，诸如《公司条例》《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奖励工艺暂行章程》《商人通例》等，促使了工商业的较快发展，赢得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拥护。时人称：“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工商业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业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据统计，到政府注册的工业公司，1912年为十四家，1913年为二十五家，1914年增为八十九家，1915年更增加到一百零二家，呈逐年上升之势。实际数目远不止此，因为当时注册制度尚不健全，一些企业并未到政府注册。 1913年11月，袁世凯签发了《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声称：“此后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饬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从而大大刺激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所以1912—1919年间，仅华侨投资的企业就达1042家。原有的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大为扩展。如以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著称的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和南通张謇，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雄厚基础的。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兴起了一股创办实业的热潮，民族工商业迅速向前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以前任何时期。固然，袁世凯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和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财政改革 民国初年，袁世凯努力推行的一系列克服财政弊端之政策，主要有： •改革财政管理机构，中央设财政部，各省设国税厅（后称财政厅），确立财政统一管理体制； •制定《会计条例》，开始编制地方预算，完善近代国家预决算管理制度； •在中央设审计处，各省设分处，改进近代审计制度； •划分国家与地方财政，削减地方财权，加固中央财权； •举借外债，发行内债，禁止省借外债； •起用英国专家丁恩，推行盐务改革，使盐税收入逐渐增加； •整理田赋，减少田赋名目，规定银米折价，通令各省田赋改征银元，两次设立经界局，开展了清丈土地和整理税册的工作； •增收新税，如所得税、遗产税、印花税。 通过一系列财政措施，袁世凯稳定了全国的财政秩序，保证了中央财政的来源，亦使国家财政有所好转。袁世凯统治时期，地方一般不敢轻易截留中央财税，财权由分散走向统一，中央政府财力日渐充裕。北洋时期，只有袁世凯执政的民国三至五年没有财政赤字，说明他的财政力度很大，政策开始奏效。袁世凯死后，国家财政秩序复陷混乱。 •币制改革
文化
•复古政策 袁世凯认为，民国政局的社会风气比清末更为败坏，其主要原因在于纲常礼教被废弃。辛亥革命爆发所导致的封建帝制溃崩，使得在短促的时间内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状态。伴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中国急需重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现实却与之相左，故建立秩序便往往表现为在孔子的学说之下恢复秩序。这便是尊孔复古思潮出现的原因。当时以“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的尊孔团体大量涌现，如上海的孔教会、北京孔社、山东孔道会、山西洗心社等等，孔教会是尊孔的主要场所，它一成立便得到教育部的批准。 1913年6月，袁世凯下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明令京师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京师由大总统致祭，各地由各省长官致祭，并亲自到北京孔庙祭祀。 1915年1月，袁世凯发布《特定教育纲要》，在“教育要言”中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学教员宜研究性理，崇习陆王之学，导生徒以实践。教科书宜采辑学案，以明尊孔尚孟之渊源。”“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同年2月，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要旨”代替民国初年之教育宗旨。其中说：爱国即“诚心爱国勿破坏”，要求对“有形之破坏，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若鹰鹯之逐鸟雀。无形之破坏，凡一切私心恶习，足以贻隳事之咎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视之如饥渴之于饮食。内外同心，上下同力，中华民国庶有赖乎！”关于“法孔孟”，说“吾人去圣既远，舍诵法其言外，殆无以想见其人”。孔子以不好犯上作乱为仁之本，孟子教人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古时礼本谓法，所以“吾国民诵习孔孟之言，苟于其所谓居仁由义而求得共和法，治国为人之真谛，将见朝野一心，共图上理，由是扬国粹而跻富强，其道又奚待外求哉”。关于“重自治”，说要学习英王国人人能自治，要以英为范本。袁世凯死后，尊孔读经的规定即被废除。 袁世凯复古的另一举措是恢复祭天仪式。1914年12月20日，袁世凯颁布“祭天告令”，表示：“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视之有赫，示临保之，尤与民主精神隐相翕合。”23日，袁世凯前往天坛，举行祭天仪式。 民国三年，袁世凯下令将关羽和岳飞合祀武庙，凡军人宣誓大典都要在武庙举行，建立了关岳庙。 [72] •新闻政策
负面评价
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评价。 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原本认为袁世凯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殊堪嘉佩” [33]，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一改对袁世凯的评价，认为其为“独夫民贼” [1]，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 蒋介石：“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 李大钊称袁世凯为“一世怪杰”，并说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 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1946年所撰写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将其印发全党，该书称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 1949年后，台湾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亦基本上是否定的；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陆史学界亦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评价袁世凯为“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
正面评价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不再是全盘否定，而是逐渐趋于多元化。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其首先表现在于对袁世凯的主要污点如戊戌告密、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等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努力。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评价和看法。 季云飞认为，袁世凯“窃夺政权”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 郭剑林认为，“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及社会文化心理失去平衡不无关系”。 有学者将其称为“扬袁抑孙”现象，并认为这些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 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而是把袁世凯称帝看作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路途中必然会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
中性评价
不少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有爱国和民族主义的一面，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 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40]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 [42]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 [31]，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春节由来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有关资料记载，春节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而现行的春节却历史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 在民国总统的正式选举中，袁世凯获胜，孙中山败北。1913年(民国二年)7月，当时北京(民国)政府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因当时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不妥），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夏历岁首就由以往的“过年”改成了“春节”。
十三太保
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凯帝制者，是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然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中坚力量却是他的“十三太保”。他们是： •族侄袁乃宽 •财神梁士诒 •军师杨杏城 •干殿下段芝贵 •内务总长朱启钤 •小智囊阮忠枢 •表弟张镇芳 •参谋顾问夏寿田 •参谋顾问顾鳌 •健将朱家宝 •周自齐 •曹汝霖
袁世凯共有1妻9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总和达79人。袁世凯的正室于氏不受宠爱，袁世凯长期不与她同房，而袁世凯的大姨太沈氏和五姨太杨氏最受宠爱，尤其是大姨太沈氏。袁世凯的子女管于氏叫“娘”，管生母叫“妈”，而对于大姨太沈氏则称为“亲妈”。袁世凯还有3个朝鲜姨太太。关于袁世凯妻妾子女的家庭生活在其女儿袁静雪所写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中有详细叙述。
Yuan Shikai ( simplified Chinese : 袁世凯; traditional Chinese : 袁世凱; pinyin : Yuán Shìkǎi; 16 September 1859 – 6 June 1916) was a Chinese general and statesman who served as the second provisional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ad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from 1912 to 1916 and Emperor of China from 1915 to 1916.
- General, politician
- 1881–1916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軍事人物， 北洋軍閥 領袖。 字慰亭（又作慰廷），號容庵、洗心亭主人，漢族， 河南省 項城市 人，故人稱“袁項城”。 袁世凱早年發跡於 朝鮮半島 ，歸國後在 天津 小站 訓練 新軍 。 清末新政 期間積極推動近代化改革。 辛亥革命 期間逼清帝 愛新覺羅·溥儀 退位，成為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 1913年鎮壓 二次革命 ，同年當選為首任 中華民國大總統 ，1914年頒佈《 中華民國約法 》，1915年12月宣佈自稱皇帝，改國號為 中華帝國 ，建元 洪憲 ，史稱“ 洪憲帝制 ”，原定於1916年1月1日舉行 登基大典 ，此舉遭到各方反對，引發 護國運動 ，3月22日袁世凱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後宣佈撤銷 帝制 。
袁世凱 （ 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 ）， 字 慰廷 、 慰庭 或 慰亭 ， 號 容庵 ，因出身 河南 項城（今 項城市 ）又被稱作 袁宮保 、 袁大帥 、 袁項城 ，曾任 清朝 軍機大臣 、 內閣總理大臣 、中華民國第二任 臨時大總統 、首任 大總統 、 中華帝國 元首（或皇帝，未登基）等，是 北洋政府 最高領導人、 北洋軍 創始人兼領導者 。 1884年，他率領 清軍 平定 朝鮮王國 的 甲申政變 ，因而開始受 清政府 重用並參與其中。 隨後，他被清政府授權從事 新軍 的建立事務，同時協助於 洋務運動 及 清末新政 等政策推行事務。 他在清朝政府中，官至 總理大臣 等職位，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