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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改善離岸市場流動性,減輕避險情緒帶來的短期衝擊,有利於境內、境外人民幣匯率價差進一步收斂。 超預期的“脫歐”結果給金融市場帶來不確定性,海外避險情緒升溫,人民幣匯率承壓。 23日“脫歐”後在岸人民幣中間價連續高開,由23 日的6.5658 上升至28 日的6.6528 ,貶值870基點,隨後小幅回穩後再次升至6.6820(7 月7 日),累計貶值約1.76%。 在岸CNY 及離岸CNH 匯價同時走弱,在岸CNY 由23 日的6.5734上升至6.6845,CNH 由23 日的6.5859 上升至6.6954。 另外,境內、外人民幣匯率價差曾一度拉闊,離岸CNH 較在岸CNY 高出300基點左右,隨後兩者價差逐步收窄至100基點左右。
自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於2010 年下半年形成,離岸及在岸市場CNH、CNY及中間價並存,三種人民幣匯率的關係一直就是市場感興趣的話題。 儘管內地不斷完善中間價形成機制,令CNY 進一步市場化,但CNH是在完全市場化條件下形成的。 “ 811 ”匯改後CNH 波動明顯大於CNY,有人認為,CNH 急劇波動增加了CNY的不確定性。 隨著跨境人民幣流動規模迅速擴大,未來兩個市場互動性必會進一步增強,CNH 和CNY究竟如何相互影響,值得關注。 倘若CNH 左右CNY變化方向,內地宏觀調控將會受到牽制,這不是人民幣國際化希望得到的結果。 究竟有多大機會出現這種結果,本文擬做進一步探討。 離岸市場是否有獨立的匯率形成機制?CNH真的脫離在岸市場約束而特立獨行了嗎?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這可能只是一種錯覺。
數字經濟的應用,降低了遠程交流溝通的成本,使得過去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才能完成的工作或交易,在無接觸的情況下也能實現,大大拓展了全球供應鏈在空間上的區位選擇。 在價值鏈方面,數字化下,生產要素和最終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優勢企業利用自身豐富的數據資源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市場需求和生產的優化改進,增強了全球價值鏈的定價權。 尤其是在電子商務,數字化平台等新的商業模式興起之後,發達地區和跨國企業的優勢愈發明顯,而後發國家和企業的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 最後,數字化打破了物理時空限制,重構了社會連接關係和組織模式。 得益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當下的人類社會在物理世界之外構築出了一個數字網絡世界。 同時,物理世界和網絡世界已深度融合,數字化生活時代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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