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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最具影響力的論述,當然是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以及「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論1。 這一論述指出,香港華人重視家庭和物質價值,行有餘力時會致力改善家庭的物質生活環境,而對較理想化的社會性意識形態不大認同,不會把精力投放在改善社會上。 劉並認為香港華人面對生活困難時,傾向以家庭或同鄉等網絡解決問題,以致少有政治參與或尋求政府協助。 在社會層次,劉認為當年的華人社會組織縱向聯繫薄弱,而且華人社會和殖民地的官僚政府有意識地互不干預(boundary maintenance),因而帶來低度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的局面2。 然而,不少學者並不同意劉兆佳對殖民時代港人政治價值的判斷,或者有關香港社會政治參與程度較低的論述3。
2017年3月24日 · 在1970年代末，本地社會學者劉兆佳提出「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的框架，形容香港人的主導政治性格，是傾向保障以家庭為單位的利益，不信任公民社會，功利為先，對政治漠不關心；在回歸後，這套說法備受挑戰，因為香港人愈來愈樂於參於社會運動，其傾向愈來愈理想化，明顯超出了劉口中的物質基礎和實用主義。 這種理想化的傾向，被許多人視為港人的普遍政治覺醒，對許多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而言，本土的民主運動史，始於零三七一大遊行，於雨傘運動達至高峰。 可是，這種理想化的傾向，其實一直有其邊界，而且邊界明顯。
香港缺乏有系統的階級分析，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和「有限度整合社會政治體系」長久以來成為解釋殖民地管治者和華人社會共存的一套有力的分析框架，但在此理論中，階級沒有任何的重要性。 直至八十年代末，由張炳良的一篇有關香港中產階級的文章掀起了一場論戰（亦是本書收入的主要文章系列），階級才來到了討論的中心。 可惜除了呂大樂和黃偉邦做過一連串有系統的研究外，階級只是作為一個空談的概念，沒有任何學者可以準確地分析香港階級的能動性。 現在重讀這些文章，仍是不能夠在理論層面解釋03．7．1這個震撼人心的現象，更別說要進一步推斷中產階級在「後建華年代」的路向了。 階級從來都是一個充滿爭論的概念。
據劉兆佳的論述，香港華人抱有「功利家庭主義」，視物質利益為重，因而在生活條件許可下淡漠於政治訴求。 而「功利家庭主義」，又以自由資本主義為根，因為巿場可開放機會予物質利益的競逐。
- Tom Wong
劉兆佳在2018年回應 中國政府 通過 修憲 取消 領導人任期限制 ，他表示通過刪除 國家主席 只能連任一次的限制，是希望提升國家主席在外交時的地位，強化 習近平 的 核心地位 。 不過他認為該項修訂並非最重要，因為 中國政治 架構中最重要的職位並非國家主席，而是 中共總書記 和 中央軍委主席 。 [16] 劉兆佳患有嚴重 口吃 ，說話時有明顯不自主地重複發音及句子停頓位置不當等問題。 參考資料. ^ 1.0 1.1 盧子健、何安達. 香港人名錄. 天地圖書. 1994: 550. ^ 培英中學本屆畢業學生名單. 華僑日報. 1959-07-16: 14 [2023-09-02]. （原始内容 存档 于2023-09-02）. ^ 英文中學會攷揭曉.
2017年7月8日 · 嶺南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曾形容英國在港殖民是一套「勾結共謀殖民主義」的羅永生，從反思七一的問題，伸論香港「虚擬自由主義」政治文化的困境與危機，並透過公民共和主義的政治哲學，提出建構後殖民香港公民主體性的問題。 」】 2003年七一遊行（圖片：蘋果日報） 十年之前的七一，香港爆發了重大的抗爭運動。 超過五十萬人在烈日下走上街頭抗議，導致民望低企的特首董建華下台，23條立法擱置。 十年之後的今日，特首梁振英的民望也在谷底徘徊，社會上也存在極為躁動不安的氣氛，香港仿佛再次面臨一個鉅變的前夕。 回顧零三七一以來的十年，為的是以七一為起點，追尋及反思香港重臨困境的原因，再而籌謀可行的未來路徑。 本文嘗試在公共論述中找尋關於七一的不同論述模式，並反思這些論述如何返過頭來介入建構香港這十年來的公民實踐。
2024年4月22日 · 《白皮書》的政治意義. 《白皮書》有三大政治意義，第一，「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正式名存實亡。 《基本法》首兩章除了明文指出香港的主權歸於中央，以及「一國」和「兩制」的並列實施以外，其實未有具體說明香港的主權和治權的關係，這些灰色地帶亦引起了不少紛爭。 《白皮書》正是以中央政府的主觀意志演繹這些灰色地帶，裡面特別提到北京不只掌握香港的主權，更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residual power）。 雖然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看法從來都離不開利益和策略盤算，但它一直採取軟硬兼施的治港政策，務求以水銀瀉地式的統戰機器和民族情義團結大多數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