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2017年3月24日 · 在1970年代末，本地社會學者劉兆佳提出「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的框架，形容香港人的主導政治性格，是傾向保障以家庭為單位的利益，不信任公民社會，功利為先，對政治漠不關心；在回歸後，這套說法備受挑戰，因為香港人愈來愈樂於參於社會運動，其傾向愈來愈理想化，明顯超出了劉口中的物質基礎和實用主義。 這種理想化的傾向，被許多人視為港人的普遍政治覺醒，對許多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而言，本土的民主運動史，始於零三七一大遊行，於雨傘運動達至高峰。 可是，這種理想化的傾向，其實一直有其邊界，而且邊界明顯。
早年最具影響力的論述,當然是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以及「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論1。 這一論述指出,香港華人重視家庭和物質價值,行有餘力時會致力改善家庭的物質生活環境,而對較理想化的社會性意識形態不大認同,不會把精力投放在改善社會上。 劉並認為香港華人面對生活困難時,傾向以家庭或同鄉等網絡解決問題,以致少有政治參與或尋求政府協助。 在社會層次,劉認為當年的華人社會組織縱向聯繫薄弱,而且華人社會和殖民地的官僚政府有意識地互不干預(boundary maintenance),因而帶來低度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的局面2。 然而,不少學者並不同意劉兆佳對殖民時代港人政治價值的判斷,或者有關香港社會政治參與程度較低的論述3。
序言. 功利主義.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效益主義 （英語： Utilitarianism ）又譯作 功利主義 ，是一種 倫理學 之理論類型，認為最正確的行為是將 效益 達到最大。 「效益」就是快樂，傾向得到最大快樂，而傾向避免痛苦就是正確。 效益主義的創始人 邊沁 將效用描述為一個行為所產生的所有快感的總和，減去參與此行為的所有人的痛苦。 效益主義是一種 結果主義 ，結果主義認為任何行為的結果是評判對錯的唯一標準。 與其他形式的結果主義（如倫理利己主義）不同的是，效益主義平等地考慮所有受牽連的人的利益，乃至有些更顧及動物之利益。 效益主義的擁護者在一些問題上意見不一。
2017年8月2日 · 劉兆佳教授在1978年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指香港人普遍對政治提不起興趣，政治態度被動，只理會個人及家庭利益。說穿了就是只要有利益就沒有民主訴求這回事。不過中港兩地在經濟文化上的逆位，所謂的「利之所在」已成
況，但脈絡仍是十分清楚的，由過去延伸到今天。從過去 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 (作為一種自身理解的一個framework) ，到後期的新自由主義，都是認為我們沒有民 主但是有自由。他認為香港人一直都有這樣的一種自我理解 。他認為正因為有著 一樣的一種 ...
香港缺乏有系統的階級分析，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和「有限度整合社會政治體系」長久以來成為解釋殖民地管治者和華人社會共存的一套有力的分析框架，但在此理論中，階級沒有任何的重要性。 直至八十年代末，由張炳良的一篇有關香港中產階級的文章掀起了一場論戰（亦是本書收入的主要文章系列），階級才來到了討論的中心。 可惜除了呂大樂和黃偉邦做過一連串有系統的研究外，階級只是作為一個空談的概念，沒有任何學者可以準確地分析香港階級的能動性。 現在重讀這些文章，仍是不能夠在理論層面解釋03．7．1這個震撼人心的現象，更別說要進一步推斷中產階級在「後建華年代」的路向了。 階級從來都是一個充滿爭論的概念。
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適應於殖民與後殖民時代「難民社會」的「功利家庭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對政治低干預主義的期待,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香港社會經濟的轉型帶來了政治文化的變遷,平等意識、權利意識、參與意識的勃興對香港的政治發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香港社會經濟生活變遷的一個具體體現就是公民社會的興起,尤其是在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公民社會」這一概念在香港從學術界進入了公共域。 陳健民系統梳理了公民社會在香港的發展歷史及其對未來社會生活與政治發展的影響。 實際上,在一個風行政治低干預主義的地方,公民社會的底蘊本身就十分深厚,因此香港有望在華人社會中發育出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自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