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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5日 · 同囚 5月4日一同感受. 撰文：陳廣隆. 出版： 2017-05-15 20:30 更新：2017-05-15 20:30. 後世的監獄片，歇斯底里處也許遠有過之，寫實仿真者更有真人真事為據，但於「寫實」與「煽情」的角力上，不易平衡。. 陳廣隆. 麥以馬說，沙咀的少年犯每天要集體在SIr ...
2017年6月17日 · 電影《同囚》中，少年犯在勞教中心受到許多不人道對待，如「徒手清潔馬桶」、「洗澡時間只有十秒」、「要以體罰換取上洗手間的機會」等。. 有份參演的紋身師麥以馬說：「情節都是我的親身經歷。. 」他說現實有時甚至比電影更戲劇性：「有些 ...
- 同囚共演
- 合理化那段「非人生活」：「做錯事還債合理」
-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自勞教中心出來後，麥以馬多年來都沒將裏面的經歷告之過家人：「省得他們傷心擔心。」他曾告訴朋友，部分人覺得太誇張不相信；而過來人就會覺得「心照」，不用多說。 電影《同囚》的誕生，源於某次麥以馬和幾位「過來人」聊天時，眾人輕描淡寫地將上集的經歷當「家常便飯」般說出來，在旁的電影監製梁鴻華聽到後吃一驚，決心將他們的故事拍成電影。「梁生覺得很吃驚，但我們覺得沒什麼。」也許這班「過來人」都走過、合理化自己在勞教中心的心路歷程。 社工曾醒祥曾撰文寫道，前少年犯之所以不想為自己發聲，可能是因為當年在懲教所一直受到踐踏尊嚴的對待，他們最大的創傷就是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在如此自悲的狀態下，他們是否有勇氣挑戰高牆或向公眾說明真相呢？ 記者曾邀請《同囚》的其他「過來人」演員接受訪問，至截稿前也只有麥以馬一人願意。
多年來，麥以馬從沒想過要為這段「不人道」的經歷「平反」，某程度上覺得這是「合理」的：「因為我是真的做錯過」。 他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觀：「社會上不公義的事、要解決的問題何其多，好人也遭受貧病；要幫也是先幫那些沒犯過錯的人，而非釋囚。」記者問他是否自己歧視自己？他說也許是，他的自責或者深入骨髓。當年在勞教中心，據他所知有人坐的是「冤獄」、有人甚至是智障被騙成為代罪羔羊：「他們比我更慘，而我怎說也曾做過些傷天害理的事如打架傷人；因此入來『受罰』當還債，是合理的。」 但他也好奇，翻閱過一些心理學或教育學的文章，來合理化自己的經歷：「我有想過，為什麼少年監獄的待遇比成人監獄更苛刻呢？可能因為刑期較短，那如何可以令少年犯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得到『教育』呢？可能只能採取一些較激烈的方法。」 那這種「教育」是否真...
他笑說自己在沙咀時，可能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那時Sir體罰他們，某程度上算是「加害者」，但又不時跟他們聊天、說說人生道理。「可能他們長期對人太壞、我們又無處可逃；只要Sir間中對你好一點，你已經會覺得很感動感激。我現時對Sir沒有任何憎恨，他們某程度上教會我很多東西。」 臨離開沙咀勞教中心時，Sir又和他談心：「他問我，如果我去喪禮，會不會用紅色利是封做帛金。我說當然不會。Sir說，那就對了，所以人在不同場合要學懂有不同表現。」 回望那段經歷，他發現了另一個自己：「以前的我太自我中心，覺得做人不能戴面具，要時刻做自己喜歡的事。換句話說我以前是非常不顧別人感受的。但在沙咀，我發現自己『原來可以這樣』、『原來可以做到』。」但他也自言不是心理學或教育學專家，不能對勞教中心的文化是否合理、或...
2017年10月16日 · 電影《同囚》揭露少年犯獄中不人道待遇。22歲的蔡衡（化名）也曾經歷過。他指少年監獄獨有的生存法則，食飯要按阿sir要求「飯菜肉汁」，先吃飯、之後才可吃餸菜，最後餸汁也要喝光。看到其他阿sir入飯堂，要立即致敬。
2017年5月2日 · 關楚耀無懼演三級片：角色啱自己就去做. 關楚耀 (Kelvin)、游學修及趙永洪等晚上出席電影《同囚》首映禮，今次電影因有暴力情節被評為三級，提到首次演出三級片的Kelvin會否怕影響形象？. 他笑言自己一向無形象，「都唔怕，做演員無諗咁多。. 最 ...
2017年6月29日 · 如果你選擇相信、並不以獵奇心態看下去. 小超25歲，在21歲前因吸毒三度進出壁屋二倉（高度設防監獄，囚禁14-21歲男犯人）。 他天真，「開初以為僅是失去自由，進去反思人生，怎料入面的風氣是天天被職員侮辱和拳打腳踢，那是沒有尊嚴的地方。 不論電視、港產片或報章，都播過寫過很多犯人被虐的故事，情節典型得耳熟能詳、讓人習以為常。 閱讀犯囚繪聲繪影地描述經歷，有人或許僅抱獵奇心態，想要看殘酷的世界；故事聽得多，叫人麻木。 知道有位懲教署前職員曾說過，她沒有在成人監獄看過職員打人，雖偶有聽聞少年囚被虐，然而自己不知真假，唯有站在中間（報導即將刊出）。 上月的立法會兒童權利小姐委員會，懲教署助理署長鄧秉明聽到社工道出獄中非人經歷，回應道：「我都幾震驚，我做了接近30年，很多（情節）都是第一次聽。
2017年5月31日 · 有幾惡？ 有幾甘呢？ 當中的詳情細節完全忽略了，把監獄的體罰文化習以為常看待。 再細想，其實青年人早已向我訴說過那些不人道對待，但我從沒有意識質疑當中體罰的合理性。 作為社工，發現家暴會報警，看見欺凌會制止；但知道懲教職員向少年犯施虐後，我做過什麼？ 較早前，為了立法會一個名為「感化院舍及懲教所的兒童權利」會議，我和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一起去做一些資料搜集，當中包括約見了三位不同時期在壁屋或更生中心服刑的過來人。 見面過後，我久久不能釋懷；我十分悔疚，原來自己過去當外展社工時只着眼年青人在過程中有沒有反省改過，卻從沒有認真看待他們在懲教所內所受到的非人道對待。 我敢肯定，大部份囚犯面對的體罰及精神傷害，已超越懲教職員本身應有的權力；我甚至認為，有關行為涉及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刑事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