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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而发动的一场大规模屠杀的运动。 1927年3月27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会议，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等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决定开展“护党救国运动”。 4月9日，张静江、吴稚晖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清党”运动全面展开。 1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再次开会，否认当时还与共产党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并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18日南京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号召国民革命军为“护党救国”而奋斗。 “清党”运动在全国各省普遍展开。 随即，南京政府明令通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著名活动家197人，包括鲍罗廷、陈独秀等。
- 概览
- 会议背景
- 参加人员
- 会议内容
- 会议目的
- 会议议程
- 会议历程
- 主要意义
- 历史转折
- 会议遗址
[bā qī huì yì]
中共重要会议
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严重危机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2]。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3]。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议案。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革命中前进了一大步。
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严重危机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2]。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等2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两名俄国同志也出席会议 [5]。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 [3]。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3]，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3]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3]、《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错误 [3]，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3]。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
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1人 [6]。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会上，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
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
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
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3]，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3]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也有缺点，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视了防“左”，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这是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总之，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3]，确定党的斗争方针和任务，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3]、《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3]，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总暴动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3]。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会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遭到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大革命失败。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9号，依托旧址而建，于1978年8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馆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现举办有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用大量文物、图片和资料再现八七会议的历史。纪念馆自建馆以来坚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邓小平、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别来馆视察，邓小平同志还亲笔为纪念馆题写馆名。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8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了紧急会议，亦即“八七”会议，瞿秋白、李维汉、毛泽东、苏兆征、罗亦农、张太雷、邓中夏、陆定一、邓小平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3]，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决定发动湘、鄂、赣、粤等省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
纪念馆现已成为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1982年，国务院公布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中宣部命名纪念馆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提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未能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就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之后，在蒋介石策动和指使下，又接连发生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叛变事件，汪精卫集团也日益走向反动。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南京惨案，亦称“三·二四”惨案，历史学界亦称“宁案”，发生于北伐战争期间的1927年3月24日，为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时发生的中国军民骚扰外国人及由此引起的英美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和财产损失的事件。
3月17日，王鉴、戴季伦、吴焕先带领革命红学直奔箭厂河，将吴家药店团团围住，王鉴以商谈公事为名进入店内，没谈几句，王鉴猛扑过去，将吴芾村紧紧抱住，喊道：“大家快来打土豪！
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
该剧讲述了1927年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失败。 面临严峻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挽救危局，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