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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家們對於數學的角色粗分為兩派： 一、數學是工具，供人研究大自然，並應用在工程、建設等事業上。 牛頓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 他是物理學家，研究大自然時發覺工具不足，便發明了微積分。 與他同時代的萊布尼茨也發現了微積分，不過是在研究純數學時發現的。 伽利略（Galileo）對數學角色的看法是，數學是上帝用來闡釋祂所創造的世界的語言。 伽利略鼓勵人們研讀數學，認為這樣可以更認識上帝。 笛卡兒也是這麼看法。 二、英國數學家哈迪（Hardy）和羅素（Russell）有不同看法，認為數學是終極產品，不是工具。 人們研究數學，是因為它的美麗和邏輯結構。 譬如音樂，當貝多芬寫第七交響樂時，不是為了要給近代電影配樂和營造氣氛。 羅素等人認為，數學之能用作工具，是意外的收穫。
道德操守與信任 我們討論了影音使團在過去六年來，一直深信挪亞是2,370BC的人，因木結構碳十四化驗結果是四千八百年歷史（即2,790BC），又因狀似船隻，聖經說方舟停在亞拉臘眾山上等等，所以才敢聲稱有至少百分之九十可能發現了挪亞的方舟（即使這百分之九十數字並不是專家地推斷 的）。
2010年11月29日 · （信報，2010年11月30日） 於2009年初，德國太空署特別頒獎給美國華人科學家潘天佑博士﹙Dr Peter Poon﹚，表揚他多年來對美國及德國太空合作事業的貢獻；美國的三星上將也親自頒獎給潘博士，感謝他多年來於美國太空總署﹙NASA﹚加州理工學院噴射推進研究所的重大貢獻；伴隨旅行者一號及二號在深太空飛了31年、抵達太陽系邊緣，NASA特別頒獎給潘博士，祝賀他的卓越功績……潘博士在其專業領域享有國際聲譽，在1998年國際系統工程學術會議上他被推舉為會議主席，且被列入《世界名人錄》及《美國名人錄》。 飛行夢，始於兒時. 自古以來，人類面對遙不可及的天空，有著無限的奇想。 不少人想盡方法，希望一飛沖天，一窺天上的世界，但都事與願違。
這是有史以來首次找到《聖經》人物遺骨的重大考古發現。 《聖經》考古評論的主編宣克思（Hershel Shanks）補充說：“與《聖經．新約》的主要人物當面對質，就像活生生在我們眼前顯現。 ” 多倫多大學的理查生（Peter Richardson）說：“考古學和歷史無法詳細証實耶穌生平的細節，但他和羅馬皇帝凱撒存在過的証據完全一樣可靠。 ” 除此之外，要看耶穌是否是神的兒子，我們可以思考耶穌到底有沒有其他我們可以用理性考察的超自然權威性。 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看耶穌的預言和歷史的考証。 我們特別要考察耶穌所預言的耶路撒冷。 大約在公元三十年，也就是在耶穌快要被釘十字架之前，祂和門徒來到猶太人歷代以來的國都耶路撒冷。
2014年9月2日 · 倫理學者 Peter Singer 又曾做過一項研究，發現信徒與非信徒的道德考慮沒有大分別（註二）。另外，究竟有多少人類知識是沒有信仰就不能好好掌握的呢？有多少信徒會由衷地認為，數學也要分基督教版本和非基督教版本，而非基督教版本是次一等的嗎？
美國社會學者伯格﹙Peter Berger﹚於1990年檢視美國主流教會時，認為中產文化已深深影響了教會對公共事務的取態，寫了一篇Reflections of an Ecclesiastical Expatriate。 伯格的見解，同樣適用於本港福音信仰教會。 中產信徒「知道」要關愛窮人，但教會忙碌的聚會與事工，使他/她們眼不見窮人，自然不會刻意地「參與」服侍窮人的事工。 「知道」與「參與」正是兩回事！ 我們知道關愛窮人、新移民或其它邊緣群體是聖經的教導，但中產教會容易把事物合理化，或「解釋掉」，便不關己事了。 「中產價值」不知不覺間已成為眾多在位教會領袖所帶眼鏡，用來觀照一切事物，這便形成了教會在使命的理解與實踐的嚴重失衡，甚至乎把使命「私有化」為堂會業績的亮麗點。
一，中世紀的神哲討論. 很粗略地說，四世紀的奧古斯丁在其著作裡嘗試解釋，人不能離開神來行善，但他們卻有自由，假如他們犯罪，那與神無關。 奧古斯丁十分確定人有自由意志，但間中卻又說神可以控制人的決定（例如神令法老的心剛硬），然而，即使在這種控制情況裡，要為罪負責的仍然是人，與神無尤。 用他和中世紀神學的講法，總之，神不可能是邪惡的作者（God is not the author of evil）。 五世紀的波伊提烏在他名著裡最後一章也談到類似題目，他提出了一個迄今仍為信徒樂道的比喻（即使他們不知其淵源）──神知道時間歷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猶如人站在高處看到事件進程的全貌。 更重要的是，他認為神的預知沒有干預人的自由決定，神的預知只是像眼睛看見事物那般被動，人做甚麼，神就預知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