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2024年4月27日 · 胡適是 新文化運動 的奠基人與領袖之一 [4] [5] ，他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 文學 、 哲學 、 史學 、 考據學 、 教育學 、 倫理學 、 紅學 等諸多領域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開風氣之先。 在哲學上倡導 約翰·杜威 的 實用主義 方法論，主張「大膽假設，細心實證」 [6] ，「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7] ，在政治上主張 自由主義 [8] ，是一位備受爭議、值得探討的多重身份歷史人物。 也是被各方政治勢力批評得最多的人之一 [9] ，他擁有三十四個博士學位（包括名譽博士） [10] ， 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博士學位的人之一。 生平 [ 編輯] 早年經歷 [ 編輯] 胡適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經胡，自古傳說出自 唐哀帝 （或 唐昭宗 ）。
胡適是 新文化运动 的奠基人與领袖之一 [4] [5] ，他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 文學 、 哲学 、 史学 、 考据学 、 教育学 、 伦理学 、 紅學 等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开风气之先。 在哲學上倡導 約翰·杜威 的 實用主義 方法論，主張“大膽假設，細心實證” [6] ，“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7] ，在政治上主張 自由主義 [8] ，是一位备受争议、值得探讨的多重身份历史人物。 也是被各方政治勢力批評得最多的人之一 [9] ，他擁有三十四個博士學位（包括名譽博士） [10] ， 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博士學位的人之一。 生平. 早年經歷. 胡適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經胡，自古傳說出自 唐哀帝 （或 唐昭宗 ）。
2024年4月27日 · 胡適是 新文化运动 的奠基人與领袖之一 [4] [5] ，他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 文學 、 哲学 、 史学 、 考据学 、 教育学 、 伦理学 、 紅學 等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开风气之先。 在哲學上倡導 約翰·杜威 的 實用主義 方法論，主張“大膽假設，細心實證” [6] ，“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7] ，在政治上主張 自由主義 [8] ，是一位备受争议、值得探讨的多重身份历史人物。 也是被各方政治勢力批評得最多的人之一 [9] ，他擁有三十四個博士學位（包括名譽博士） [10] ， 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博士學位的人之一。 生平 [ 编辑] 早年經歷 [ 编辑] 胡適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經胡，自古傳說出自 唐哀帝 （或 唐昭宗 ）。
其他人也問了
胡适是谁?
胡适的看法是什么?
胡适认为什么是真正自由的社会?
- 概览
- 人物经历
- 个人生活
- 创作特点
- 主要成就
- 人物影响
- 人物评价
- 人物争议
- 后世纪念
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彊，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 [71]，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1] [133-134]
宣统二年（1910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民国六年（1917年），回国受聘北京大学教授。民国七年（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民国八年（1919年），出版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民国九年（1920年）2月，出版白话诗集《尝试集》。民国十一年（1922年），任《国学季刊》杂志编辑，创办《努力周报》杂志。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论著《白话文学史》。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被聘为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创办《独立评论》杂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被聘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二十七至三十一年（1938—1942年），出任驻美大使。 [68]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4月25日，出席旧金山会议。民国三十五至三十七年（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前往美国。1952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同年，应邀返台讲学。1957年，始任“中研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概述图来源： [1]）
求学之路
光绪十七年（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光绪二十年（1894年）3月6日，回到籍贯地绩溪随介如四叔读私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开始读《水浒传》等小说，随禹臣先生读私塾 [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读《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当读到朱熹《小学》中引司马光论地狱的话与《资治通鉴》中引范缜《神灭论》的话时，受到影响，从而成为无神论者 [3]。 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入梅溪学堂读书，开始接触梁启超的文章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进入澄衷学堂，接触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暑假，考取中国公学，同时兼任英文教员，并为《竞业旬报》撰稿，上学期间学习作诗 [3]。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编辑《竞业旬报》（自二十四期），同时在《国民白话日报》《安徽白话报》上发表文章；9月，因中国公学风潮，部分学生另立新中国公学，胡适参与新公学的筹建工作。宣统元年（1909年），《竞业旬报》停刊；11月13日，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胡适因此失学，寄居在上海 [3]。 宣统二年（1910年）2月，由王云五推荐到华童公学教国文；3月22日，辞去华童公学的职务；7月，赴北京参加留美考试，最终国文获得一百分的成绩，以第55名被录取；8月16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留学；9月，来到绮色佳，进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 [3]。 宣统三年（1911年），完成杂文《康奈尔传》、论文《〈诗三百篇〉言字解》。民国元年（1912年）春，进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学习；12月27日，担任康奈尔大学大同会支会主席。民国二年（1913年），担任康奈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与赵元任、胡达同被推举为美国大学生联谊会斐贝卡拔（PhiBetaKappa）的会员 [3]。 民国三年（1914年）2月，获得学士学位；4月1日，受留美学生会会长郑莱之聘，任该会哲学教育群学部委员长；5月9日，凭借论文《论英诗人卜郎宁吟之乐观主义》获卜郎宁奖；5月20日，辞去世界学生会会长职务 [3]。 民国四年（1915年）9月20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约翰·杜威；11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初试”；同年，论文《非留学篇》刊登于《甲寅杂志》。民国五年（1916年），开始尝试创作白话诗；8月19日，提出“新文学之要点” [4]。
文化旗手
民国六年（1917年）1月1日，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新青年》二卷五号；同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也把《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帮助蔡元培罗致人才，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表达了想要让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与之共事的希望；4月17日，胡适完成博士论文；5月22日，进行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口试；5月23日，改定论文《先秦诸子之进化论》；7月，从美国返回；9月10日，到北京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3-4]；进入北京大学之后，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向蔡元培推荐人才 [4]。 民国七年（1918年）初，《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 [4]；4月，胡适的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新青年》四号四卷上；同年，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科教授会主任等职位 [3]。 民国八年（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也因政治的助力，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汇集成了全国规模的伟大文化革命的洪流。胡适和陈独秀大力倡导五四运动，二人成为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但相比较于李大钊、陈独秀，他较为温和，不怎么坚决武断 [130]。 民国八年（1919年），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20日，北京大学开学，代理北京大学教务长；同年，接办《每周评论》杂志，发表论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3]。 民国九年（1920年）2月，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7月27日，完成论著《〈水浒传〉考证》，这是他第一篇重要的小说考证。 民国十年（1921年）3月27日，完成论著《〈红楼梦〉考证》初稿；5月21日，与丁文江等人讨论组织“努力会”并起草章程；年底，文集《胡适文存》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3-4]。
学界名宿
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21日，《国学季刊》杂志编辑部成立，任该杂志编辑；5月7日，参与《努力周报》杂志创刊工作；5月14日，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努力周报》第二号；9月25日，出席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10月11日，以北京教育会代表身份参加在济南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会议期间被推主拟学制草案，此案由总统教令公布施行 [3]。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杂志创刊，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4月1日，在《读书杂志》第八期发表杂文《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3]。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3日，写信给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张国淦，就北京警察机关禁售《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的问题提出质问；同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3]。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参加“善后委员会”；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知胡适，推荐他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4月，被中华全国村市建设协会聘为哲学顾问；8月31日，写成杂文《爱国运动与求学》，发表在《现代评论》二卷三九期 [3]。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1927年2月4日，到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6月，被选为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基会的董事；同月，与徐志摩等在上海龙华路开办新月书店；8月，受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 [3] [5]。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10日，《新月》杂志创刊号出版，胡适参与创刊工作；4月30日，接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并兼文理学院院长；5月4日，在上海光华大学演讲《五四运动纪念》；5月15日，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7月1日，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2月，论著《白话文学史》由新月书店出版；同月，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同年，任中国公学校长；同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3] [6]。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来到北平，被选为北平协和医学校董事；3月，完成论著《中国公学校史》；同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政论文《人权与约法》，标志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政论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3-4]。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与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论著《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政论文《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胡适为文学院长；10月，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并担任会议主席 [3-4]。
家庭生活
父亲 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在宁古塔时为正二品镇守宁古塔将军容山和三品卿衔吴大澂幕僚，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1年胡适出生时，胡传51岁。1892年3月20日，胡传调任台湾。1895年8月22日，病逝于厦门 [38-39]。 母亲 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1891年胡适出生时19岁。1894年2月21日，胡适随母亲回到上海。1895年丈夫胡传去世时，一直守寡，冯顺弟23岁，此后一直守寡长达23年。其间，冯顺弟经历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胡适在《四十自序》中描写母亲的订婚过程和丧夫后打理家庭、培养儿子的故事 [38-39]。 长子 胡祖望，民国八年（1919年）3月16日出生。早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 [69]。 女儿 胡素斐，民国九年（1920年）8月16日出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6岁时夭折 [70]。 次子 胡思杜，民国十年（1921年）12月17日出生。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派中自杀身亡。胡适墓旁有其衣冠冢。 孙子 胡复，是胡祖望与曾淑昭之子，生于1955年，名字为胡适所取，为收复中华，复兴中华之意，197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后任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
婚姻感情
与江冬秀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由胡适母亲冯顺弟一手包办的。江冬秀是旌德县的望族江家的千金小姐。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胡适随同父异母的哥哥胡振之到上海读书，临行前母亲冯顺弟为他订了婚。光绪三十四年（1905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语气悲愤。但最终，他们于民国六年（1917年）12月30日在家乡与结婚 [40]。 从订婚到结婚的15年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见过面，但有通信。胡适在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里徘徊，但最终因为“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没有推翻这门婚事。胡适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他要求江冬秀放足，要她读书识字并给自己回信。但很快，他放弃了对江冬秀的文化要求。因为随着阅人历事，他感到女子能读书识字，固然是好事；但即使不能，可无伤大雅，不必一定要求自己的妻子博学多才。对于江冬秀拙朴的家书，他仍持鼓励态度。 [40]胡适是民国少有的终身仍与包办婚姻原配一起生活的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 [26]，张爱玲也认为“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与韦莲司 宣统二年（1910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民国三年（1914年）6月的一个星期一，胡适拜访康奈尔大学地质学教授亨利·韦莲司的次女、画家韦莲司小姐，当时她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从此，韦莲司成为与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知己。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胡适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正因为两人身上都具有着优雅的文化气质，他们在艺术、天下国家大事方面颇有共同语言，渐渐地感情越来越深。民国四年（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起，两年写给韦莲司一百多封“情书”。后来因为胡适已经与老家的江冬秀订婚了，母命难违以及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他们最后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 [41]。 与曹诚英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包办婚礼上。民国六年（1917年）12月30日，胡适与江冬秀在安徽绩溪举行婚礼，按照皖南旧俗，男方家中需要择选四位未嫁的少女充当新娘的伴娘，于是胡家挑选四位青春姣好的少女始终跟随在新娘的左右，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当时就是伴娘之一。曹诚英看到胡适，两人相互问好。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曹诚英。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诗中暗喻曹诚英为恋人使他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曹诚英的绵绵情意之中。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1949年，胡适不听曹诚英的劝阻去往美国，从此两人断绝联系（胡适诗《秘魔崖月夜》） [42]。 与 徐芳 徐芳，民国元年（191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是清朝科学家徐寿的曾孙女、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的孙女。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毕业。她和胡适有过一段恋情，但胡适只将她当作学生。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许多爱慕者写信给胡适，到搬家时信足有两大箱，胡适要把它们扔掉，但江冬秀都保留下来。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时发现了徐芳写给胡适的“情书”，于是写信问胡适徐芳的身份，胡适回信说自己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并没有做出对不起江冬秀的事。两人的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冷淡 [43]。
诗歌
胡适的诗歌属于中国现代诗的开山之作，保留了现代诗草创时的模样和特点。关于诗歌的内涵，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写文章不无病呻吟的观点，将矛头指向了那些伤春悲秋、睹物伤情的诗歌，认为这些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这说明了胡适对那些代代相传且毫无新意、矫揉造作且无病呻吟的某些传统诗歌颇为不满，这也是被胡适所摈弃的。同时，胡适也尝试着以此为突破口，摒弃那些陈旧的意象，为诗歌的革新带来新气象。在创作实践中，他摆脱了陈陈相因的物象套语，而且诗歌的语言风格也符合其所倡导的“平白易读”，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塑造平实质朴的意境。在意象上，胡适开始根植于思想、制度、精神、技术等抽象层面，使得创造出的意象不再具象，而是抽象意象；同时，胡适开始注重意象的描写对思想、语言、结构和声律的影响，因此，胡适在传统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不同于既往的内容 [44]。
小说
胡适在小说方面，虽没有创作，却翻译了一些西方短篇小说。他在《短篇小说》“译者自序”中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个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胡适后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文学改良刍议》主要着重于破坏，从建设的角度讲，文学革命需要注重的两点，其一便是方法，而这就需要向西方学习，包括西方短篇小说的翻译。在胡适看来，小说之宗旨有二：一以娱人，一以淑世。无论娱人淑世，小说之法不出两端：一在状物写生，一在布局叙事。胡适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以状物写生见长，西方小说则兼状物写生与布局叙事之长。应当当以西方小说之长补中国小说之短。此外，胡适还在文学理论上作出贡献，写就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风格的文学史专著《白话文学史》 [18]。
文化思想
实验主义 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受到了其导师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具体而言，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方法，就是把杜威的“五步说”浓缩成“两步说”。第一步：历史的方法，即任何学说，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自有它所发生的原因，也有它所产生的效果；第二步：实验的方法，即一切学说，都只是一种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检验。胡适还进一步把它提炼成“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十字箴言。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实事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 [49]。 乐观主义 胡适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胡适的乐观有其合理来源。胡适的乐观首先是对科学的信心。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巨大科学进步使胡适坚信科学可以救国，可以产生新文化，可以“使人类痛苦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胡适的信心也来自教育。从教育入手来改变国家当然是个缓慢的过程，但胡适认为这个过程不可超越，相反，教育越失败越要加强教育，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同时，胡适对经济制度、民主政治也充满信心。胡适认为，随着物质享受的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胡适推崇西方文明，认为可以靠西方制度和法律使得大多数人能过上幸福的活 [52]。 中西论战 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后，引起的最大浪潮就是“中西文化论战”。胡适在《文星》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提出回到“五四”的命题，中国要发展科学，必须要面对中国文化中的缺点。胡适认为中国文化中不具备发展科学的精神基础，他批评中国文化“没有灵性”或少有灵性。这场论战后来发展为两派，一派以李敖等人为代表，主张“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另一方以胡秋原等人为代表，主张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选其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都是亡国。”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53]。 容忍与自由 胡适认为容忍是每一个人的事，是每一个人的克己功夫，他着重的是每一个人的态度问题、心理问题。他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举例：约翰·加尔文等人进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不满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不自由。但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后，加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他却把有独立思想、批评加尔文教条的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烧死。中国历史也有例证：一般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可在动荡时期，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手中也握有生杀大权。我们一般不会想到中学生是有权势的人，可在一个时期，中学生们手拿皮带，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他打死，即便他以前是权倾一时的省军级。通过这些事例，胡适意在说明：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容忍”的魔鬼。这个魔鬼一旦和权力结合，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兽。 晚年时期，针对当权者蒋介石，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强调拥有权力的人要更能容忍。这里含义很深，如果拥有权力的人不容忍，对自由的伤害会很大，当权者要给思想、言论自由留出生存空间。
政治思想
自由主义 胡适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于他如何对待知识、权利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胡适不仅仅在于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他还更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他坚信他能将人类尤其是中国国民的理智加以改善，可以在他们心中真正建立起尊重知识、景仰历史、崇尚理性与追求正义的完善的公民心性。在此前提下，国民权利主体意识得以树立，他们就可以争取个人的自立、自主、自尊与自信，从而就可以强固公民个体的心性，广而传之，久而习之，一个真正自由、公平、民主的公民社会便培育起来。这样，每个公民就可以清醒地运用自己的知识，通过合理的有保障的权利，真正使权力为人类的福祉服务，切实为建设一个自由人的文明的联合体而奋斗不已。胡适认为，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党派的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个社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治理想，这个社会也允许你是无神论者，当然也允许你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 [50]。 言论自由 胡适的言论理念体系由两个层面组成：其一，为什么要言论自由，即言论自由的具体价值；其二，如何才能言论自由，即言论自由的实现途径。在前一层面，胡适主要从个性发展、人权保障、民主宪政三个角度立论。首先，胡适认为言论自由能够促进个性发展，养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有利于铸成健全的个人，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应该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放弃“统制文化”，还应不以“思想言论“入罪，让青年自由探索。其次，保障人权首先需要确立法治基础；争取人权亦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应建立能够“批评政治“的自由，负责任的言论不受非法干涉。其三，民主宪政是种幼稚的政治制度，它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而仅是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民主宪政的训练是实行民主宪政，良好的公民并非“天生”的，而是需要经过慢慢“训练“，言论自由与民主宪政互相关联，保障言论自由自是民主宪政的应有之义，言论自由亦是实行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 [47] [66]。在后一层面，胡适则主要阐述三点：其一，言论自由要自己争取，一方面，争取言论自由应成为一种习惯；另一方面，争取言论自由时须注意讲究技巧。其二，言论自由必须负责任，因此，应秉持“敬慎无所苟“的理念，以“独立的精神”“研究的态度““清楚的思想”议政。其三，实现言论自由要相互容忍，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不能相互容忍则无言论自由。因此，在观点相异之时，应该谨防“正义的火气“ [47]。 追求民主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一旦使用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会导致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 [19]。 首先，胡适强调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自由。他强调个性的自由，要求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使个人担负责任，主张充分发展人的个性思想。胡适宣传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发展个性的思想，在当时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下“鼓励勇气与群魔战，以期打破黑暗地狱，取中国各种现状而新之”以及“放胆为文”。胡适在提倡解放个性，使个性得到发展的同时，对历史上那种以一家之言、“定于一尊”的恶习、唯我独尊的“怪胎”进行了根本的否定，他以自由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强调要“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其次，胡适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对于封建道德规范，胡适都进行了否定性的论述。他认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里，“流弊百出”。他还在《贞操问题》一文中，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做了阐释，对封建节烈观进行了批判。胡适认为应该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入手，使女子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的社会义务以充分发挥妇女的聪明才智 [48]。 批判独裁 20世纪30年代，由于对如何实现国家统一，许多人持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对立。由此，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尽管这是一次仅仅在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的讨论，但“其隐含的东西却有现实意义。”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国民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党一党之专政被“合法化”，加之民主宪政的在西方民众中受损和苏联的影响，一些中国人开始倡导专政统治或实行新式独裁，由此引发了这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6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期创刊号就刊登了《宪政问题》一文，指出“训政”多延一日只是为当国的政党多造一日的罪孽。在这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胡适以《独立评论》和天津的《大公报》为主要舆论阵地，以及凭借着在教育界、舆论界的声望，成为这场争论中民主派的标志性人物 [89]。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20天后，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政论文《革命与专制》，公开主张要用独裁政治来解决当前的分裂问题，应该先实行一段时期的专政统治 [91]。胡适对此文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接连在《独立评论》第81期和第82期发表了两篇文章，直指蒋廷黻的专制论。胡适指出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而且“建国”，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更是要使这个中国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得脚住 [90]。胡适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一文中指出，所谓“新式专制”，只是梁启超当年“开明专制”观点的重提，毫无新意。如今主张专制的人，多是当年反对“开明专制”、力主革命的人。之所以有如此之转变，无外乎是对辛亥革命以来“空名共和”的失望，进而丧失了对民主政治的信心。胡适的这两篇文章，让蒋廷黻深感不服。于是蒋又写了《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一文，继续为新式专制的观点辩护，认为中国统一的唯一过渡办法是实行个人专制。蒋廷黻的“新式专制论”得到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吴景超、钱瑞升等人的声援。如钱瑞升发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主张中国需要实行独裁统治 [92]。胡适也不示弱，连续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武力统一论——跋蒋廷黻、吴景超两先生的论文》《政治统一的途径》，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等文章，对此进行了驳斥 [93]。 与蒋廷黻的争论，胡适只表达了一种观点，即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专制，都必须加以反对。胡适还列举了反对的几条理由，第一，中国的政党、阶级、历史传统、政治经济现状决定中国无法出现拿破仑式的专制人物；第二，中国不能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形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 [93]。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来说，胡适认为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专制”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94]。 联省自治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典型代表，胡适主张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正是地方各省在武力难以统一的情境下所选择的和平的“曲线”式统一道路。胡适的“联省自治”思想中，和平统一国家的主张突出地表现为“联省式统一”与“制宪统一”两个方面 [95]。 在“联省式统一”上，胡适首先抵制吴佩孚“先国后省”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给吴佩孚带来了不小的战果，在他看来，当前统一全国的障碍是“联省自治派”。出于统一全国的强烈渴望和极度自信，吴佩孚认为要让中央公布自治条例，然后推行全国。” [96]此时湖南联治派中坚分子，也基本接受了吴氏的“先国后省”论，抛弃了联邦论。吴佩孚强烈反对联邦制的主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促使胡适专门作《吴佩孚与联省自治》一文予以反驳， [95]他首先对吴佩孚进行了概括性的评价，认为他军事才能有余而政治主张幼稚。后又陈述了“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建立联邦国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一种方式。接下来，胡适以其在美国留学多年的政治见识，批驳了吴佩孚的主张，倡导广大民众不要一味困顿于传统政治模式的藩篱，要勇于接受西方先进的统一道路，而吴佩孚”集权于国，分权于民“的统一只是纸上的名词，事实上是没有那么回事的 [97]。 胡适以其丰富的美国留学见识，曾试图触及问题实质，指出“‘联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区域为单位的，不必一定承认一个中央政府” [98-99]，进一步加剧了中央集权者的心理排斥，但他并不是分裂主义者，仍旧主张国家统一，并在当时的政治局面和形势下，对孙中山、吴佩孚等武力统一者发出告诫：“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只有‘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旗帜鲜明地为“联省自治”鼓与呼 [98-99]。 关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胡适深受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美国是典型的实行间接民主的国家，胡适主张要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式的“立宪民主”，即倾向于间接民主的实现形式。尤其在“联省自治”时期，胡适提出了关于实行宪政的一系列主张，“在法理上这个各省代表组织的联省会议，远不如国会有正式制宪的权限。”“我们为什么要撇开这个很少反对的国会制宪，而另外去寻一个起草的联省会议呢？”由此可见，胡适虽主张“联省自治”，但并非单单支持“省自治”，而是在“省自治”后召开彰显国家统一的“国会”，并由国会完成制宪任务，从而实现立宪民主政治 [98-99]。 胡适不仅是一个统一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联邦主义者。“统一条件的中心必是承认联邦式的统一国家，这是无可疑的。但联邦式的国家全不是现在这种军阀割据式的国家。” [100]可见，既联邦，又统一，是胡适当时的基本政治诉求。对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分权制是两种不同的政制形式。二者的区分是以“权力”为焦点的，即中央集权制并不是国土意义上的统一，而是国家政治在权力层面的统一；联邦分权制也不是国土意义上的分裂，实为分解中央集权为地方权力。这是统一国家对权力资源的两种不同配置方式 [95]。 胡适的“联省自治”思想中的先“省自治”再“制宪统一”观点，不仅充分发挥了地方的自主能动性，而且始终维护“统一”局面，沿袭了“大一统”的传统观念，从而保持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然而，胡适的“渐进式”改革并不符合当时军阀割据的国情，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胡适提出“民治本身是一种公民教育”的主张，重过程而非结果，先制度而后人，以推进制度的完善唤醒各阶层人民追求民主的自觉，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95]。 对日态度 抗战时期，胡适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从主张对日和谈到坚定支持抗战的转变。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胡适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1935年6月17日, 胡适致函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要求“与日本公开交涉, 解决一切悬案”，错误地向王世杰提出：中国方面承认“满洲国”， 而日本方面则归还热河，取消华北停战协定，自动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的种种条件， 如在北平、天津塘沽、山海关一带驻兵权等。胡适将这一“交换”称为“有代价的让步”。这一意见，遭到了王世杰的反对。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初期，胡适依然抱有这种想法。7月29日， 当得悉中国军队在南苑等处惨败， 宋哲元等退出北平， 胡适大为紧张， 即积极活动， 力主与日本“和谈”。8月5日, 胡适与陶希圣共同拜会陈布雷, 企图通过陈向蒋介石递条陈。条陈中， 陶、胡明确提出， 在东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以及将来可以用“总投票表决”的办法“复归中华民国统治”等四项条件下， 中国可以放弃东三省， 承认伪满洲国。陶、胡二人企图以此换取日本让步， 自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境内全面撤兵， 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 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这一意见同样遭到了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否定。 学者认为，胡适放弃东三省的主张当然大错特错，但是，有其特殊的用心所在。胡适曾在致王世杰函中，说明自己的目的是“讨价还价，利用人之弱点，争回一点已失或将再糊涂失去的国土与权利”，从而取得“喘气十年”的机会。他估计， “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 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 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 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因此， 他在提出向日本“求和”的第一方案的同时， 又提出不计利害， 苦战四年， 等待国际大战的“主战”方案。 胡适并不认为, 他的第一方案一定成功, 因此, 提出必须以第二方案为后盾。他说：“委曲求全, 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得全, 不能得十年的和平, 则终不能免于一战。”胡适所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中国人民忍受的痛苦比他估计的还要大，苦战的时间也更长。 淞沪之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已下定决心抗战，中国士兵作战也很英勇。这使胡适受到感染。9月8日， 胡适离开南京， 行前， 他劝汪精卫“不要太性急， 不要太悲观”；劝高宗武：“我们要承认， 这一个月的打仗， 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 对内表示我们肯打， 这就是大收获。” 又劝陶希圣说：“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议。” 自此，胡适“态度全变”， “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 不久， 胡适接受蒋介石的决定，以非官方身份赴美，争取国际支援中国抗战。次年，又出任驻美大使，投入中国的抗战外交。 民族主义 胡适一直持一种文化的国耻观，忧国之将亡而思解救之道，特别关注文化碰撞与移入的问题。胡适认为，中国的国耻就是因为“学不能竞”，同时也表现于学子的“无学”，留学就是文化竞争失败的结果。他因而提出要造使中国不亡的远因，即为中国再造新文明。胡适认为“救国千万事，造人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还认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这充分体现出胡适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随着胡适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民主政治体系的熏陶，他很快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51]。
儒学成就
胡适在儒学上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如历代儒学大师一样有一套独特的儒学理论，但是，他不仅将儒学从封建统治意识形态的装扮中解放了出来，使得儒学在新的环境中能自由的发展，同时，也在文化上建立了新范式，开了新风气，“新范式的基础即是新方法”，如“新语言”、“新文字”、“新工具” [112]。胡适赋予了儒学新的使命和任务，改变了传统儒学以治经为主、小学为途径，以仅仅读经作为传承手段的狭隘方式，在儒学重建上，注重以哲学价值理论为重点，推动了传统儒学向现代化转变的一个过程 [110]。 在儒学的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强烈的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适批判走向歧途的儒学——儒教。儒教作为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它始于西汉，贯穿于后世儒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对儒学的后来走向影响很大。胡适在对儒教的批判中提倡把孔学与后来的儒学区别开列。他认为，后儒没有继承和发展孔孟儒学的精髓思想，而逐渐把它宗教化 [109]。并坚决的反对任何以儒家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尤其是在众多国际性的会议上，他又一再的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在《胡适自传》中说道“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 [113]他认真地指出了儒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并在《中国思想史纲要》中，胡适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合理因素概括为三点：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 [109]。 在胡适看来，中国固有的文明并不是完全没有保存下来的价值，只不过是需要经过现代文明的科学方法的洗涤和澄清以适应现代中国的需要。胡适这方面的首次尝试即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方面，此外最重要的实践便是“整理国故”运动。因此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胡适的这一思想也贯穿在对“儒”之问题的具体思考。胡适在对待儒家学术思想以及因儒家思想而衍伸出来的封建伦理体系及社会风俗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态度差异，而在胡适的儒学观体系中，“原儒”、“后儒”、“儒家”“儒教”“孔教”等概念也有着较为明晰的区分 [114]。 胡适儒学观的学术史意义，不仅表现在他将作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还原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褪掉了其独尊的地位，更在于他对传统文化得以重建的重大努力与贡献，使得中国的文化得以走向现代化 [110]。胡适说：“在我看来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固有文明作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进行严肃的批判就起不到应该具有的效果，所以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号召打倒孔家店、提倡妇女解放、个人自由等等突破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束缚，对后儒的批判毫不留情，才取消了儒学几千年来服务于封建的统治任务和一家独尊的地位，还原它在百家争鸣时期平行于其它各家的身份和地位。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中的颓废气息作了狠狠的打击，当时激烈的新文化运动为儒学的重建树立了新的目标，在儒学内部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扫除了许多障碍 [110]。 他在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清扫道路的同时侧重在哲学价值理论方面重建儒学。胡适三十年代曾作《说儒》，在此之前，胡适有关儒学的重要著作都已经出版，如民国八年（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戴东原的哲学》等，因此可以说，胡适在《说儒》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观点，完全可以作为胡适儒学观的一个重要代表作 [110]。《说儒》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 [13]。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和《说儒》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论断和一系列的重要学术观点，新鲜的如“儒是殷民族教士”，“孔子不是‘儒’的创立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等， [109]还从“儒’’的原始意义着手，认为“儒”最先是柔弱之意，通过孔子对旧儒观念的改造与创新，儒家才得以显扬和光大，同时将“修己以安人”作为儒家哲学里面的新概念，也是极具意义的 [110]。这些言论在当时国内儒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为胡适在当时中国正统的上层主流学术界，尤其是居于社会主流地位的儒学界赢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109]。从这些方面入手，胡适的儒学成果揭示了儒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脉络，也重新展示了儒学的重要历史地位，“适之先生这篇《说儒》，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之所以不朽，便是他杂糅中西，做得恰到好处。再者，胡氏此篇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时期，所谓‘三十年代’的巅峰之作。我国近代学术，以五四开其端，到三十年代已臻成熟期。那时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学干扰不大，所以宜其辉煌也。这个时期一过以至今日，中国便再也没有第二个‘三十年代’了。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便是三十年代史学成就的代表作。”
文学方面
胡适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堪称开路的先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 [14]。在诗歌方面，从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开始，胡适在诗歌的语言、形式、诗体、风格等方面展开了自己的白话诗尝试。这是一场声势影响深远、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 [15]。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经过几十年的演进，汉语抒情诗的本文结构形态发生了整体锐变 [16]。戏剧方面，胡适不仅与罗家伦合译了易卜生的《娜拉》，而且自己创作了戏剧《终身大事》。胡适的戏剧翻译和创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译使胡适吸取了外国戏剧的养分并创造出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话剧 [17]。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中国十大诗人之一，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称文学革命，曾与当时众多学者提议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胡适到北大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大力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左”倾思潮在民国九年（1920年）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种子，几十年后又奇迹的出现。在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信息 [57]。
哲学方面
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民国八年（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顾颉刚、郭沫若等。任继愈说，他说据当时人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人耳目一新，主要在于它不同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是一个大变革 [46]。 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但是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的问题上存在着的严重的不足，这就是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仅仅局限于知识的领域，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则有所轻视，这个缺点，是胡适不能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的原因 [46]。
正面评价
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新青年》时期，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 [33]。
英国翻译家阿瑟·戴维·韦利：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禀赋。胡适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压根儿就不具代表性。他既有别于鲁迅、钱玄同等留日派，也不同于和他有相似经历的蒋廷黻、丁文江、梅光迪等英美同学。当然，他与后者的共识更多。胡适是个天赋异禀的奇葩。所以，不应该把胡适当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来研究。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4] [12]。
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胡适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必然能为一一个好外交家。
文学家梁实秋：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34]。
思想争议
早在民国时期，对胡适思想的质疑之声便已存在，例如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积极推动的作用，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证的老路 [129]。 1954年，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但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化学术界的空气却相当沉寂，很少看见批评和自我批评，仿佛文化学术界已经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118]。实际上，显然不是这样。学术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依然根深蒂固，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按照胡适自己的话来说，等于号召重温他的著作，是在“铁幕里替他宣传他的思想” [119]，因此“我们的文化界并不是天下太平、没有什么问题了，而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18]，并很快在随后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暴露”了出来 [117]。 1954年9、10月间，《文史哲》《光明日报》先后刊发了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 [120]。却相继遭到《文艺报》的“置之不理”和《人民日报》的“拒绝转载”，这就不得不引起当毛泽东的注意 [117]。10月16日，毛泽东就此事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信中说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 [121]，转而将彻底批判的烈火，引向附着在俞平伯身上的“胡适的幽灵” [122]。并进一步号召，“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121]。毛泽东揭示了发动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即：通过对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巨大影响的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领导地位 [117]。因此，“批判俞平伯的学术思想，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 [123]。 10月27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指出要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就不应该停留在一本书和一个人，也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的小范围，而应当从各个方面全面展开。并进一步提出从根本上清算胡适的唯心思想，是一个长期的严重斗争任务，应及早“动员各方面着手组织人力，研究胡适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 [124]，以便使这场批判运动有准备、有计划地从《〈红楼梦〉研究》向“胡适思想批判”过渡 [117]。 11月8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题为《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一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其中谈到：“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118]。所以在后续的展开论述中，郭沫若，毫不客气地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如胡适之流才是最大的武断家”，并从根本上指出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 [118]。 同时，这一时期，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联合召开了八次会议，针对学术界《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和文艺界《文艺报》等刊物“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进行了严肃地讨论与批判。12月2日，在中科院院务委员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的“胡适思想批判工作委员会”，决定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在古典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九个方面，有组织、有计划的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地批判。12月8日，周扬、郭沫若、茅盾又依次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三篇著名的“战前动员” [117] [125-126]。 随即，中国大陆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 [117]。在这场运动中，胡适的思想不仅受到了他的对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旧，甚至学生也都向胡适一齐开火。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文章批判了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的主张是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1951年8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师生召开“控诉会”，俞平伯、顾颉刚、朱光潜等胡适的同事、学生都作了批判性发言 [58]。 1954年12月2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依据先前毛泽东与其谈话的精神，对原来关于胡适批判问题的草案做了根本修改，并提交中科院与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审核通过。这份经过修正的计划，将批判的主要目标聚焦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议定将从以下九个题目具体展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工作。分别为：第一，以艾思奇为召集人，王若水、任继愈、李达、冯友兰、胡绳、何思敬、贺麟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哲学思想的批判，侧重点在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第二，以侯外庐为召集人，夏康农、汪子嵩、曾文经、黎澍、郑鹤声、荣孟源、潘梓年等为主力的对胡适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三，以范文澜为召集人，罗尔纲、翦伯赞、童书业、周一良、高亨、夏鼐、嵇文甫、白寿彝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历史观点的批判；第四，以冯友兰为召集人，金岳霖、侯外庐、汪毅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批判；第五，以黄药眠为召集人，陆侃如、游国恩、罗根泽、王瑶、蔡仪、曹道衡、钟敬文、王元化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文学思想的批判；第六，以何其芳为召集人，余冠英、褚斌杰、李长之、张毕米、林淡秋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中国文学史》的批判；第七，以尹达为召集人，陈炜谟、田余庆、潘允中、赵俪生、高亨、吴文祺、张志岳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考据的方法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第八，以张天翼为召集人，李希凡、蓝翎、钟洛、力扬、许之乔等为主力的，对《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探讨：第九，以聂绀驽为召集人，刘绶松、刘永济、老舍、胡念贻、吴小如等为主力的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此后55年至62年，学术界对胡适的批判和否定，除了新增对胡适的“反动的教育思想”、“唯心主义语言学”、以及戏剧观点等的批判之外，基本上没有越出以上周扬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划定的范围 [72]。 这一时期，在绝大多数“上恶谥、贴标签、画咒篆”，极尽谩骂、推衍之能事的批判文章中，胡适被从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各个领域全面而粗暴地否定，并由此揭开了五十至七十年代，近三十年，胡适众叛亲离、“形灭神散”的个人形象史上最为黯淡的时期 [117]。欧阳哲生曾在提到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适大批判”时写道：“在胡适研究中，这是一个沉重而令人深思的话题……经过这场运动，胡适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胡适的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学位争议
关于胡适博士学位的真假，一直有争议。民国八年（1919年），当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昔为好友，今为仇雠”的梅光迪，就对胡适是否该称为“博士”提出质疑；其后，做过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也对胡适的博士学位提出同样的质疑。他在《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中，推断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结果是“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因而迟至1927年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唐德刚的这一注释，后来多为研究胡适的学者所尊奉，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也由此产生。余英时通过校勘这一时期胡适的日记，比照其他史料，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是货真价实的。他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足以致疑的证据，唐德刚先生的‘论文口试’为‘大修通过’之说，仍然是个‘假设’。”
墓地
胡适墓地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面积达两公顷，由台北南港当地士绅李福人捐献，墓志铭由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家王壮为书写，其内容为：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胡适生前留下遗嘱，死后遗体火化，家人按照胡适遗愿，把胡适遗体火化后，埋葬在这里。
故居
绩溪胡适故居 故居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上庄村，为两进三间砖木结构楼房，占地面积1100多平方米，遗址建在一座平台上，三面依水，一面陆地有防兽沟。始建于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 [28]。 故居内部装饰以隔扇、窗栏、撑拱和雀替为主，分前后两进，中以户牖相隔。当年胡适和母亲冯顺弟便住在前堂西房，与西房相通的厢房是胡适念书的书房。胡适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故居内现陈列着胡适生前的部分著作，书信手稿以及有关介绍胡适的文章。故居于1987年对外开放，1998年被列为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8]。 上海胡适故居 胡适故居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320弄，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间，胡适在租了该幢洋房。当年楼下是客厅、厨房、餐厅和卫生间。楼上大间是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侧小间是胡祖望和胡思杜的卧室，另一侧是胡适的书房。胡适在上海寓居时，接受光华大学教授聘任，同时又与徐志摩、梁实秋、邵洵美等筹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
纪念活动
首届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 《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 2003年9月18日上午，《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于北京大学交流中心大厅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等出席了会议 [76]。 “胡适的学术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 “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12月17日上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胡适研究会、香港珠海学院、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共同发起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开幕，近百名中外学者参与讨论。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主持 [74]。 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研讨会 2020年8月25-26日，为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在艺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联合举办“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主题学术研讨会 [75]。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 2020年8月25日，“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举行。特展为期一周，将展出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北京站落幕之后，特展将开启全国巡展，9月初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终回到陈独秀与胡适的故乡安徽 [73]。
2024年4月27日 · 胡适. 胡适 （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 嗣穈 ，读书时曾 取名 洪骍 ，又改为 适 、 适之 [1] :5 。. 一生用过 笔名 有： 希彊 [注 1] [2] 、 自胜生 、 铁儿 、 冬心 、 臧晖之主人 、 臧晖 等 [注 2] [3] [1] :5 。. 生于 江苏省 松江府 川沙县 ， 籍贯 ...
2020年12月17日 · 胡適，差點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的男人. 1891年胡適生於中國江蘇，19歲時留學美國修讀農科，但五年後轉至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杜威，故深受其實用主義影響，也使得他回國後的倡議多傾向實務為主——1917年《文學改良芻議》裡的「我手寫我口」，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也有實用主義的影子。 其實這篇文章胡適最初時只是寫給美國的《留學生季報》刊登的，豈料抄了一份給陳獨秀的《新青年》後，影響了席卷全國的新文化運動。 同年，他考完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口試後，回家就任北大教授，也參與了《新青年》的編輯團隊，大力推動新文化運動。 胡適：俯首一破賢與頑，百年夸奪終一丘. 十年後，他與徐志摩等人組織了新月書店（新詩流派「新月派」的那個新月）。 同年，他在上海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上，結識了蔣介石。
胡適是 新文化運動 的奠基人與領袖之一 [4] [5] ，他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 文學 、 哲學 、 史學 、 考據學 、 教育學 、 倫理學 、 紅學 等諸多領域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開風氣之先。 在哲學上倡導 約翰·杜威 的 實用主義 方法論，主張「大膽假設，細心實證」 [6] ，「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7] ，在政治上主張 自由主義 [8] ，是一位備受爭議、值得探討的多重身份歷史人物。 他擁有三十六個博士學位（包括名譽博士）， 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博士學位的人之一。 目次. 生平. 早年經歷. 胡適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經胡，自古傳說出自 唐哀帝 （或 唐昭宗 ）。 到胡適父親 胡傳 （1841年-1895年）時，家業茶商，家道殷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