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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日 · 根據香港復康會等團體於去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在疫情下超過四成的受訪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失業，遠高於政府當時公布的百分之七失業率。 聽障人士亦同樣受影響；聾人福利促進會在疫情肆虐三年間，接到最多的求助個案，都關乎經濟及就業等問題。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註冊社工薩彥蘭. 薩姑娘說，聽障人士多數任職後勤崗位，本身工作種類已不多，面對失業潮，他們難以轉崗位，於企業裁減人手時往往首當其衝。 「很多會員亦與我們反映，搵工搵咗幾個月都搵唔到，真係開飯都成問題。 」她補充，聽障人士一般只能申請一千多元的普通傷殘津貼，不足以彌補生活支出，因此，聽障人士普遍都希望重投勞動市場。 她續指，願意聘請聽障者的僱主亦大減，估計因本港經濟環境轉差，不少機構的生意都大不如前，本身亦須靠裁員解困，未必有空間聘請殘疾人士。
2020年5月25日 · 公民抗疫 【失收期自救實錄】疫情下的失業浪潮：失業率逾十年新高 對數字繼續上升毫無懸念 公民抗疫 【失收期自救實錄】機場地勤變身外賣仔：快慢有時 像萬里大長征又如香港一日遊
2023年2月28日 · 除日常生活溝通受阻，三年疫情也導致不少包括聾人在內的殘疾人士失業。根據香港復康會等團體於去年進行的調查，疫情下超過四成的受訪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失業，遠高於政府當時公布的百分之七失業率。
- 規模超乎預料的二○○三年七一遊行
- 民間主導，以「香港市民」身份參加
- 媒體扮演關鍵角色
- 曾經有商有量的警民關係
- 七一遊行已終結？
二○○三年被視為七一遊行的起點，同年李立峯在美國完成新聞學博士學位回港，在陳韜文教授邀請下，協助於遊行現場進行問卷調查。自此，他多年來都有研究七一遊行，從中觀察遊行模式的轉變和媒體在遊行扮演的角色等。回望○三年，他坦言當時未預想七一遊行會如何發展，但陳韜文教授卻早有預感，認為七一遊行的規模「絕對不會細」。 二○○二年底，董建華政府建議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加上翌年發生沙士、經濟不景氣，香港失業率從回歸後的百分之二點二，大幅升至二○○二年底的百分之七點八，二○○三年七一遊行前夕的失業率更達至百分之八點六，樓市指數亦創新低，只有五十八點八；社會因此充斥不滿情緒。從陳韜文教授和李立峯的研究發現，驅使市民〇三年七一上街的主要因素包括，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反對第二十三條立法、對民主的支持（supp...
自此，七一遊行成為一個公民社會的發聲平台。李立峯發現香港社運的民間自發性比其他西方國家還要強。即使遊行由民陣舉辦，但民陣的角色在於建構平台，匯聚社會上不同的議題；就如二○○三年的情況，「唔少人係自發以『香港市民』嘅身份走出嚟，佢地唔會覺得自己隸屬民陣先參與遊行，所以民陣都估唔到咁多人參加，佢地之後仲逐個組織問返有幾多人參加，但都計唔到咁大嘅數。」 二〇〇三年七一遊行的現場調查發現，超過六成參與者認為來自朋友、同事、同學及大眾媒體的號召對其決定參與七一遊行有重要影響。研究發現，非單獨參與遊行的參與者主要與朋友同來，只有百分之四點七的人與其所屬社會組織或政黨團題同來，由此反映，七一遊行的民間自發性強。 民陣雖然是遊行的主辦單位，但遊行隊伍總會夾雜著不同的口號。各團體會在民陣的遊行主題下，高呼自己...
除參與者外，李立峯亦強調媒體在七一遊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媒體的作用有二，一在報道事實，令市民意識到社會問題的存在；另一角色則為訊息發佈者，因組織在籌辦行動時，會藉助媒體力量，將其行動告知天下。個別媒體更可能扮演「倡議式報道者」的角色（advocacy journalism）。二○○三年七一，《蘋果日報》首次在頭版印刷「走上街頭，不見不散」標語，並附送海報予參與者在遊行過程高舉，可見《蘋果》同時扮演著「倡議者」和「推動者」的角色。「從不同的研究都能見，其實媒體對社運的影響可以很大，甚至可以形成一些遊行文化。」現場調查結果發現，百分之四十九點五的參與者為《蘋果日報》讀者，與預測結果一致。另外，百分之六十二點五的人表示從報章的渠道接受有關七一遊行的訊息。因此，結果反映大眾媒體扮演著向大眾提供訊息的...
除了遊行意義的演變，回顧往年七一遊行，不難發現警民關係的變化。二○○三年七一的警民關係尚算和諧，遊行會有民間自發的糾察隊，糾察隊成立原因之一，是警方希望民陣一方能派出代表，幫忙管理秩序，在遊行前警察亦會提醒參與者多喝水；在今天的時空回想，更覺難以想像。李立峯則指：「其實二○○三年七一當日，雙方亦曾就是否加開遊行路線發生衝突。」而此衝突時常在遊行發生，只因雙方的關注點不同。 李立峯指，從學術角度，警方在遊行的角色是維持社會秩序，防範混亂發生。而早期的社運，警方和遊行主辦單位的關係屬「有商有量」，雙方會一同商議遊行的細節，如路線規劃。若參與者遵守約定，警方亦會尊重其遊行集會的自由，繼而衍生和諧的警民關係。李立峯提到二○○五年的反世貿遊行，當時韓農來港，見職工盟與警方商討遊行細節，感到驚訝。因韓農...
二○二○年，警方以疫情及限聚令為由，首次對民陣的七一遊行申請發出反對通知書；翌年，警方以同理由反對由天水連線、社民連及守護大嶼聯盟提出的七一遊行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源於一九六七年，港英政府通過《香港公安條例》，條例賦予警方權力，以不反對通知書限制遊行集會等活動。一九九五年，港英政府曾廢除不反對通知書的制度，但後來於一九九七年的臨時立法會重新恢復。「普通法中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限制其實可以很嚴苛，只是昔日當局一直沒有引用法例，都批准遊行，所以人們才會覺得整件事很liberal。」往後，警方會基於甚麼原則來批准或反對遊行，仍屬未知之數。 一年一度、凝聚各方民間訴求的七一遊行絕跡，民間社會力量何去何從？李立峯指公民社會由幾部份組成，一是為追求民主和自由而對抗政權的群體，但「公民社會從來都不是對...
2024年1月2日 · 一九二 年代是個物價騰飛、市民艱苦度日的年代。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記載了中國進口米價值表，從一九一七至一九二 的短短三年間，每擔米價值從每海關両3.01飆升至4.66。 在物價飛漲50%的一九二 年，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華機會）四月提出加薪40%，同時將要求呈報華民政務司，卻遭資方拒絕，引發後來的機器工人大罷工。 機工大罷工的標誌性，在於實實在在踐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跨行業罷工，各行各業打工仔癱瘓城市不同領域的運作，令勞方在談判上取得一面倒優勢。 《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下簡稱《爭尊嚴》）記述當年除了船塢及機器廠工人，電燈、電話、纜車、電車、煤氣等公共事業貿易，更有太古糖廠、中華糖廠、製冰、牛奶、英泥等廠逾六千人加入響應。
2022年1月14日 · 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石油危機引發經濟衰退，德國的失業率，甚至會比這些移民的祖國更高，於是如西班牙、希臘、南斯拉夫、葡萄牙等國的移民，離開德國的數量甚至比進入德國的為高。 不過，土耳其移民數目在短暫減少後，又繼續大量流入德國。 這時土耳其移民的生活出現變化。 他們開始比較多經營自己的小生意，如在旺區經營稱為kiosk的便利店，或售賣Döner等土耳其食物。 在一九八一年，只有4.7%的外國人（Ausländer）在西德有自己的生意，直到圍牆倒下時，這數字升逾7%。 到一九九五年，在舊西德區（alten Bundesländer）就有8.5%的外國人屬於自僱。 土耳其人成為意大利人外，最大的非德籍公司東主社羣。
2015年1月17日 · 香港精神健康議會指出，本港只有兩成精神病康復者從事經濟活動，少於同期全港相關比例的三倍。 有就業的康復者月入中位數為$6,500，比較同期全港勞動人口就業工資平均數（$11,325），不足六成。 「政府各部門之間的缺乏配合，令康復者在公開就業時面對各項困難，例如難以找到合適學歷及資歷背景之工作、多只能從事基層工作、向僱主請假覆診時難以解釋等。 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整體就業政策，協助康復者重投社會工作。 雖沒有明言，Ling卻能清楚感受到以往的僱主因為她患精神病而卻步。 時每刻都感覺痛，Ling只好讓痛成為身體揮之不去的一部分才能繼續生活。 旁人只要輕輕一碰Ling，她都有可能「哇」一聲。 藥物雖然控制了負面情緒，痛感卻是生活的常態，有時候她會在辦公室走來走去，分散對「痛」的注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