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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5日 · 其中主角之一的阿聆，親筆撰寫萬字文，指她「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公開放映並非我意願」，知情後盡最大努力清晰反映予校方和導演張婉婷交涉，但校方說法朝令夕改，由以學生意願出發，到只用法律角度去解釋所有問題。 阿聆又指，對於學校選擇和拍攝團隊同一陣線，只以法律角度出發處理而感到詫異，認為校方可以認同創作者有法律根據，也應該協助創作者去理解及尊重學生意願。 《給十九歲的我》影片截圖 . + 4.
- 給十九歲的我｜阿聆萬字文質疑權益不受重視、紀錄片女生反對公映 - 香港01
阿聆親自撰寫萬字長文表達心聲，質疑該電影製作和拍攝期間 ...
- 給十九歲的我｜阿聆萬字文質疑權益不受重視、紀錄片女生反對公映 - 香港01
- 阿聆自白
- 電影公映的正當性
- 校方對我不滿的解讀
- 校方應在學生和拍攝團隊之間做好橋樑之角色去處理倫理問題
- 導演有以劇情片手法處理紀錄片之嫌
- 導演提問容易令人反感
- 對於與攝製團隊有互信之看法
- 作結
看到坊間最近不乏討論《給十九歲的我》的倫理問題，有指所有被拍攝者均支持《給》上映，因此該討論是無風作浪，繼而網上萌生了我缺席宣傳場合是因移民之說。作為《給》的主角之一，我從來沒有公開表明我對紀錄片處理手法的看法，或是否同意放映。此文目的除了表達我對《給》的想法外，我更希望的是不要讓有建設性的聲音和理性討論被抹煞。其中一篇深深觸動我的文章出自吳芷寧小姐手筆，不單是因為她筆下的情形恰巧大都應驗在我身上，而是即使全部拍攝對象都同意公映，受訪者的權益、保護學生私隱等都是重要課題。正正因為《給》是一套史無前例的學校紀錄片，更要慎重考究當中細節。 首先，我希望表明我贊同《給》在教育的價值，我在英華六年，學校給予的空間和自由度是真真實實的。 但我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亦在知情後盡最...
還記得導演在校內宣傳時分享中提及要剪輯十年的海量片段的過程十分艱巨，我亦難以想像團隊在當中付出了多少血汗，並衷心欣賞並敬佩團隊的努力。不少觀眾觀看電影後都感歎在現今網上資訊流通的時代，如此赤裸地呈現自己的過往實在不容易。誠然，公開放映並非我意願。而我與其他數位在final cut出現的同學在校內首映（2021年12月）半年至數月前才首次接到通知我們校方和導演有把電影公映的打算。由於不少當年在校內見證着拍攝過程的學生，校友，甚至拍攝對象如我對放映的理解一直是供校內放映／籌款用途（例：如校友捐款就可獲贈DVD，因我們一直以來都稱張導演的團隊為「DVD team」，通訊群組亦以此命名），校方截至上述時間亦從沒表達紀錄片會用作公映，對外包場放映（private screening）及參展電影節等用途...
校方和導演在討論過程中不斷着墨於為甚麼我不願意公開對我個人形象如此正面的片段，亦收集不同校內首映的意見嘗試去證明及游說我。但我要的不是形象工程。考慮同意公開放映與否時我認為焦點不應放在被拍攝對象的形象是否正面，而是這個決定本質上（能否獲取學生同意）是否正確，並且主角是否清楚了解並接受其面向公眾是有機會受到抨擊的。 在最後一次與校方及張導演的會面中，校方及導演指出因為導演已與發行商簽署合約，即使我反對他們亦無力改變任何事情，無論我準備好與否，公映都會如期進行。學校會提供心理醫生對我的情緒作支援，亦願意在正式宣傳片，給傳媒提供的照片等等公開宣傳電影的場合把有關我名字和照片都抽走。我感謝學校願意作出這些修改，但這一切一切都沒有回應我對於整個程序不公義的申訴。本質上就是我沒有同意。越跟校方和導演溝通...
十年來校方在拍攝計劃中的介入近乎零，溝通拍攝工作和處理同學不滿的情緒上亦是比較混亂，甚至沒有太多溝通的。可能其用意希望給予製作團隊有足夠空間發揮，我在拍攝過程中有任何不滿我不太會想起向校方表達，因為即使向老師反映得到的答案不外乎是提議我們繼續合作。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去停止拍攝是親自向攝影團隊反映並逃離鏡頭。然而導演在戲裡戲外將我們想反抗或想退出的想法是因為我們反叛，不明白作品對我們和學校的意義，我們日後定必會感謝導演記錄了我們的成長片段。我是很感激導演記錄了如此珍貴的片段，但似乎校方和拍攝團隊在萌生公開放映的念頭時並沒有考慮太多如何保護我們的私隱，以及嚴重高估我對公開放映的接受程度。我認為學校有此想法是有違自己作為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和立場。同學途中反對拍攝計劃之時，學校及攝製團隊都沒有好好梳理學...
我在中二時，導演受我家庭故事啟發改編了一齣微電影（編按：2013年張婉婷執導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大師微電影」的劇情短片之一《深藍》)。我至今仍然認為張導演在處理微電影是沒有任何倫理問題，亦不覺得私隱受到侵犯。因為那一套是劇情片，而不是紀錄片。我和我的家人亦沒有對導演的剪接有任何意見，因為我們尊重導演在劇情片上是應該有絕對剪輯及創作的權利。但紀錄片並不是同一回事。而導演和學校在處理我對於公開私隱的擔心時，經常以「演員」一詞去表達他們對紀錄片的看法。但這不是劇情片，我也不是在演戲，我是學生啊。 我不打算評論我對於製作團隊在電影裏對我個人的詮釋是否正確，討論我對戲裡自己的主觀感受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公平公正的答案。我希望討論可集中於程序公義及教育工作者應有的取態。客觀事實是拍攝團隊與每年大概4至5日的...
在計劃開始拍攝的時候，從導演口中問的問題，即使只有12歲，我都意識到團隊似乎是因為我的家庭背景而選擇我進行拍攝。拍攝中我很常被問到的問題是： 「你弟弟現在怎麼樣？」 「你最近有沒有跟家人吵架？跟家人關係如何？」 對於團隊問這些問題的動機我是明白的，始終人家要了解我才知道應該如何拍攝我的故事。但似乎問了幾年都是問這樣的問題，我也開始感到採訪疲勞，而且我對團隊問問題的技巧是很有保留的。我印象中提問不時以負面的詞語形容我與家人的關係。其實這樣的提問，對於一個初中女生而言是難以招架，聽着也覺得難受的。而電影呈現反抗拍攝的事件時，亦似乎沒有清楚向觀眾交代事件是如何平息的。
導演在採訪中提及有同學以粗言穢語罵拍攝隊，嚇得他們不敢再拍並明白要尊重同學。我倒是想反問，要逼使同學以此極端的方法去反映自己的不滿拍攝隊才願意停機，相信並不是一朝一夕的怨氣，拍攝隊自身是否也欠缺自省能力才會導致此局面？ 導演亦提及，不想拍只要跟她說一聲便可以退出。她在電影中亦有提及拍攝計劃因受到同學極大反對而面臨中斷的危機，但多年來只有一位同學成功退出拍攝計劃，她由中一哭到中五，哭到全級都知道她根本不願拍攝，但拍攝團隊和校方花了五年的時間才「認可」她退出計劃。既然導演這麼了解我們，為何別人花了五年時間她也好像不太尊重同學不想再參與的決定，甚至在她「退出」了仍會不時拍攝她。我在拍攝期間亦想過退出，但最後沒有的原因是，在我眼中，我感覺到攝製隊對我們躲避拍攝的不滿，而大人們在一個十多歲的女孩面前展...
2022年6月至今，我多番掙扎應否公開此事去作煞停。我想我之所以到現在才公開，是因為我的忍耐已到了臨界點。校方及導演的行為不斷地挑戰我的底線，我有迫於無奈，也有被強迫的讓步，但校方和導演在此事件上到底作出了甚麼讓步？校方甚至告訴我如果我公開討論事件，現在電影正評那麼多，我公開此事的話受到的傷害可能更大。我一直記著此話，優先場放映開始後清一色的正評是讓我感到無比恐懼的，因為這似乎證明著校方所說的話是對的，至上星期才開始陸續有質疑電影有倫理問題的討論出現，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我記起校方當初試圖說服我公開放映時，我曾跟她們問這本來不就是DVD project嗎，校方的回答是DVD不是一個選擇，因為它會永久讓持有者保有我們（主角們）的片段，這對我們的傷害是永久的。看到電影叫座甚好，下一步自然...
2023年2月6日 · 《明周文化》上周六晚（4日）轉載阿聆的萬字自白全文，她首度開腔表達不滿，指據她及當年見證拍攝過程的師生了解，影片只供「校內放映／籌款用途」，從無公映心理準備。 阿聆又提到，首映前半年至數月前，始首次獲悉校方和導演有公映打算，曾多次間接透過校方及直接向導演反映，盼獲悉剪輯內容及故事大綱，但不得要領，「導演以每個人都要求刪這段刪那段的話紀錄片便剪不成的理由拒絕」；期間亦多次與校方交涉無果，校方更以其父母曾在2012年簽署的「同意書」為由，指其「繼續阻止的話有機會有法律責任」。 阿聆又披露，製作團隊在眾受訪者不知情下已送電檢。 指影片中有被偷拍吸煙鏡頭 另一女生無奈接受.
2023年2月5日 · 沒有出席過電影宣傳活動的片中主角之一阿聆，日前主動聯絡《明周文化》，並親撰萬字文，就電影公映的正當性及受訪者權益提出控訴。 阿聆在文中表明，贊同《給》在教育的價值，但她由始至終都不同意電影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知情後已盡最大努力反映予校方和導演，無奈校方及攝製團隊仍選擇公開放映。 她直言「公開放映並非我意願」，提到在2021年12月校內首映前數月才得知電影或將公映，但據她和其他同學的理解，一直理解電影是「供校內放映或籌款用途」，校方之前亦從沒表達過將作公映。
2023年2月5日 · Yahoo新聞. 更新日期： 2023年2月5日. 【給十九歲的我】《明周文化》刊阿聆萬字文批校方不尊重意願 網站因流量極大出現故障. 歷時十年製作、由張婉婷執導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上周正式上畫公映，當中拍攝手法，剪輯手法、是否有尊重學生意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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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8日 · 王力宏 與 李靚蕾 於本月15日（周三）驚爆離婚，一直有傳離婚是因婆媳不和有關，李靚蕾沉默了兩日，今晚（17日）她在社交網發「萬字文」毀滅式爆料，作出12點指控，（ 足本版...
